杰斐逊的联邦制思想与“国内改进”政策的延滞

对杰斐逊而言,联邦制意味着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分享国家主权,其中,联邦政府享有管理对外事务(包括国际和州际事务)的权力,而各州政府则享有管理对内事务的权力。他主张对宪法进行严格解释,强调联邦政府的权力严格地限于宪法中所列举的范围。在杰斐逊执政时期,他赞同联邦政府进行国内改进(即交通建设),但是,由于宪法并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政府进行国内改进的权力,他强调必须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明确授予联邦政府有关权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他关于联邦制的一贯主张,维护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主要由于杰斐逊的联邦制思想的阻碍,联邦政府的国内改进政策始终延滞不前。     

冲突与合作:霸权转移视野下的现代英美关系考察(1914-1947)

20世纪前半期英美两国总体保持了合作关系,但在霸权争持矛盾的作用下,两国在世界秩序塑造、海上权势分配、战时战略规划、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归属以及经贸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过激烈冲突。然而,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国际体系的变迁、战争的冲击以及美国渐进并相对克制的崛起方式等因素迫使英国且战且退,于二战后不久完成了向美国转移世界霸权的进程。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当前华侨华人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中的一些认识问题、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主要观点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宣传是相辅相成的。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学术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工作和必要前提;华人研究不应该以中国社会为中心,而应该以海外华人社会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华侨华人研究应该摆脱功利主义的考量和民族情绪的影响,坚持理性思考的科学精神;华侨华人研究应该有宽松的氛围、宽阔的视野和宽容的态度。     

行业异质性与空间黏性：企业迁移成效的差异及其解释——以英德市产业转移园为例

企业迁移成效的差异是经济区位理论和区域发展政策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区域产业转移实践往往呈现出多个行业的产业转移到相同区域的特征,以及产业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对不同行业的空间黏性存在差异,导致区域产业转移效果存在差异和理论解释的复杂性。基于此,本文从企业迁移的微观视角出发,以珠三角地区转移到粤北地区的产业转移园为例,通过行业投产数据的比较和空间盈利边界的理论演绎,分析区域不同行业产业转移效果的差异及其成因。研究表明,企业迁移成效存在行业异质性的差异,这是由于不同行业企业的对转出地的空间黏性大小不同造成的。空间黏性较小的企业比空间黏性较大的企业有更多的空间盈利。     

小河墓地出土草篓残留物的蛋白质组学分析

有机残留物分析是国际科技考古领域的热点之一,蛋白质分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为对新疆小河墓地出土草篓所含的黄褐色颗粒状残留物进行了分析,以期探索其种属来源,揭示小河墓地先民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的相关信息。本工作首先采用红外方法对墓M13出土草篓中的颗粒状残留物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了较高的蛋白质含量;提取蛋白质后,利用蛋白质组学方法鉴定出牛酪蛋白、牛免疫球蛋白和牛β乳球蛋白,据此推断该残留物为牛奶制品。需要指出的是,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牛奶加工证据,说明牛奶是小河墓地先民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工作还显示,蛋白质组学方法灵敏度高、所需样品量小,应可广泛地应用于古代残留物分析。     

外来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变迁

目前,虽然中美学界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在概念和理论构建方面并无明显分歧,但几乎所有成果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国对外关系方面,对于外来移民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历史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客观而言,两者走向呈"U"型模式。在1789-1880年,移民是备受欢迎的财富,而在1880-1924年逐渐被看做是"威胁"而加以限制。在1924-1943年,因经济危机和二战爆发,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跌入谷底。到1943-1965年,美国缓慢地开放了国门,欢迎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移民入境。在1965-2013年,移民在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再次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大城市旅游结构性增长的驱动力——基于广州和西安的比较研究

以广州和西安两个省会大城市为例,通过比较广州和西安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增长差异,指出广州城市旅游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增长,而西安城市旅游的结构性增长不明显。进一步基于层次与等级的旅游供给分析框架,解释大城市旅游结构性增长的驱动力。研究表明,城市功能和地位的提升是大城市旅游的结构性增长的主导驱动力。大城市要实现旅游的结构性增长,要重点提升旅游相关的城市功能和地位,如政治、文化、现代服务业、交通、商业和城市接待功能等,并配合旅游核心要素的建设以及旅游主题和特色的营造。结构性增长是判断大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指导大城市旅游发展的重要参照。     

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两大探索

毛泽东在探讨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时,特别强调我们从中获得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自主,并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第二次结合的内涵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的两大探索:一是以苏为鉴,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二是力图找到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即如何坚持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的方针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这两大探索几乎是同步开始的,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尽管他为此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并不都是成熟和完善的,在探索中也有过严重失误,但他对这两大探索所进行的战略思考具有长远的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曹植集校注》献疑

《曹植集校注》在校释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本试就其中部分问题加以探讨。     

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

交游为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东京在北宋士人的交游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住宅与庭园为载体,士人之间多有走访与雅集。苏轼、范镇、王巩、王诜、王棫以及苏门六君子等人的住所,分布于东京城的不同方位。经由日常的走访与雅集,这些同在东京而籍贯、家世、世宦背景各异的士人,实现着身份的相互认同,彼此的关系得以维系和巩固,生成结构松散而相对稳定的交游圈,共同营造出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