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

胡适、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关于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 会改造道路的争论,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原有的社会主义与由会外输入的实验主义之间的争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宣传,对学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学会中原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会员形成了所谓"问题与主义"派.而围绕着<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针而展开的"学理与主义"之争,并非人们所说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式转换,而是学会自由研究与预备主义的表现与结果.在导致学会分化的共同主义之争中,胡适及学会内的"问题与主义"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戴名世的历史评论浅议

戴名世的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虽然蕴含有许多深刻的史学认识和历史认识,但由于戴名世论史、评史的出发点在于宣扬对明王朝的追思,宣扬狭隘的君臣之义,并据此反对清朝的统治,所以使他的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带有很强的政治和个人情感色彩,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妄加比附,已经脱离了正确的历史评论范畴而演变为极端情绪宣泄.因此,在封建专制政治下,戴名世以文字遭祸也就不难理解了.     

试析李提摩太的基督教思想——以其在《万国公报》上的言论为例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很多宣传基督教的文章,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他宣传基督教,要求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同时,他也介绍西学,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淮河文化的内涵及其技术层面的研究

江河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从文明史或大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我们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对淮河文化作出定义是非常必要的,但需注意淮河文化的内涵也随着时空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技术层面切入研究淮河文化,更可以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世说新语新校》商榷——兼及校勘古籍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李天华先生新著《世说新语新校》胜义甚多,然由于本书以采用理校法居多,而理校法“最高明,同时也最危险”,故书中亦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就该书中的数条校文提出商榷,同时,为使古籍校勘言而有据,本文还提出：校勘原文所引古书时,应以外校法为主;原文文从字顺者,不必另行标新立异;“音近义通”可作为校勘时的依据,然不可滥用。     

《礼部韵略》在宋代的流布

本文利用宋代史书和传世的宋人书目、笔记、文集、别集及其它相关史料,对《礼部韵略》在宋代的流布做了较为细致的钩沉,力图为宋代韵书史、音韵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份切实可信的资料。     

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二）从文化认同看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民族”的概念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与此相关联,“民族主义”也同样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界定的概念。由于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存与发展之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更是有着自身不尽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本人拟从“化认同”的特殊视角对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复杂性问题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方家与同道。     

班固受贿写史辨疑

前人对班固“受金”写史之事说法不一,或信其为实,或疑其所无,或不置可否,但皆语焉不详。而如果班固在撰修《汉书》时受贿,则天子不宥,律令不许,士林不齿,怨家不饶,但这些事情却无一发生。合理的解释应当是:班固未曾在修史过程中收受过贿赂。而所谓“受金”写史之说,其最大的可能是班固“受命”写史之事在辗转传抄过程中形成的讹误。     

《宋史》论赞评析

“论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史论形式。《宋史》论赞是元史臣对宋代历史的一种考察,一种“盖棺论定”,而这种考察和盖棺论定是以统治获得资政启示和进行教化为主要目的,其着眼点集中在一代成败兴亡的教训、总结典章制度的得失和褒贬历史人物的善恶上。《宋史》论赞以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为圭臬,但运用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研究方法把握宋代历史兴衰治乱规律,和继承中国历史编纂的“直书实录”的优良传统,是《宋史》论赞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