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研究为官哥等窑的时空定位提供新思路

本工作结合古代文献和现代科学方法,讨论和研究了宋室南迁后建立的老虎洞窑和《坦斋笔衡》中所提到的内窑、修内司官窑之间的关系;老虎洞窑对汝窑及郊坛下窑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越窑、龙泉窑和南宋官窑所烧制青釉瓷在技术上的相互影响以及老虎洞窑宋元两个地层所出土的瓷片与南宋官窑瓷和传世哥窑瓷的时空定位。     

江苏六合程桥东周菱形纹青铜剑的修复

南京六合县程桥东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把青铜剑,其剑身满饰菱形纹饰、剑首为同心圆、剑格部铸夔龙纹并镶嵌绿松石,出土时分为六截,锈蚀严重。为了保护修复此剑,并观察剑上菱形纹的形成工艺,故将保护分为:剑纹饰、锈层的分析,残块的粘结与修补和表面仿旧三个步骤。通过此剑的保护更加证明了金属膏剂涂层工艺就是东周吴越青铜兵器表面菱形纹饰的形成方法,同时又发现了在剑首的背面有一圈麦束形的纹饰,该纹饰的成形工艺将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

胡适、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关于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 会改造道路的争论,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原有的社会主义与由会外输入的实验主义之间的争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宣传,对学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学会中原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会员形成了所谓"问题与主义"派.而围绕着<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针而展开的"学理与主义"之争,并非人们所说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式转换,而是学会自由研究与预备主义的表现与结果.在导致学会分化的共同主义之争中,胡适及学会内的"问题与主义"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戴名世的历史评论浅议

戴名世的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虽然蕴含有许多深刻的史学认识和历史认识,但由于戴名世论史、评史的出发点在于宣扬对明王朝的追思,宣扬狭隘的君臣之义,并据此反对清朝的统治,所以使他的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带有很强的政治和个人情感色彩,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妄加比附,已经脱离了正确的历史评论范畴而演变为极端情绪宣泄.因此,在封建专制政治下,戴名世以文字遭祸也就不难理解了.     

试析李提摩太的基督教思想——以其在《万国公报》上的言论为例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很多宣传基督教的文章,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他宣传基督教,要求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同时,他也介绍西学,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     

淮河文化的内涵及其技术层面的研究

江河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从文明史或大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我们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对淮河文化作出定义是非常必要的,但需注意淮河文化的内涵也随着时空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技术层面切入研究淮河文化,更可以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世说新语新校》商榷——兼及校勘古籍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李天华先生新著《世说新语新校》胜义甚多,然由于本书以采用理校法居多,而理校法“最高明,同时也最危险”,故书中亦有可商榷之处。本文就该书中的数条校文提出商榷,同时,为使古籍校勘言而有据,本文还提出：校勘原文所引古书时,应以外校法为主;原文文从字顺者,不必另行标新立异;“音近义通”可作为校勘时的依据,然不可滥用。     

《礼部韵略》在宋代的流布

本文利用宋代史书和传世的宋人书目、笔记、文集、别集及其它相关史料,对《礼部韵略》在宋代的流布做了较为细致的钩沉,力图为宋代韵书史、音韵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份切实可信的资料。     

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二）从文化认同看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民族”的概念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与此相关联,“民族主义”也同样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界定的概念。由于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存与发展之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更是有着自身不尽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本人拟从“化认同”的特殊视角对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复杂性问题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方家与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