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过程的陶器起源

长期以来,陶器、磨光石器和农业起源一直被视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而对这些发明产生的原因大多被归因于人类智慧的创造或技术的累进。19世纪的极端传播论者甚至认为,全世界陶器是来自埃及的单一发明。虽然这种起源观在世界各地大量独立发明的考古证据面前已经不堪一驳,但是对其为何会在世界各地独立起源则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探讨和解释。布朗的这篇文章从史前人类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陶器出现前后容器技术的变化和发展,认为随着食物资源的变化所导致的加工、储藏、炊煮需求加大,使得陶器在生产和用途上成为比其他容器更具优势的选择。而且,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陶器生产作为妇女家务的一部分,与其他容器生产相比,也具有时间安排灵活和省时省力的优点。由于维生方式的变化(日趋定居)、食物资源特点(种子、坚果和贝类)和加工技术上的优点,最后使得陶器在全世界成为农业社会的不二选择。因此,对陶器起源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的经济和适应层面去了解。我国一些全新世早期的遗址如湖南的八十垱、玉蟾岩和浙江的上山、小黄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很早的陶器,但是并没有成熟农业的迹象。特别是跨湖桥陶器制作的精致程度令一些学者怀疑其年代测定的古老性。因此,我们应当跳出传统思维的文化累进窠臼,尝试从这些遗址的维生方式和经济过程来探讨陶器起源和发展的原因。而布朗的这篇文章可望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视角和切入点。     

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一)——《汉书·艺文志》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对《汉书·艺文志》类例和叙文的分析,并结合相关出土文献,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独立地理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地典》和《堪舆金匮》为一类。这一类著作以一定的理论学说对已有的经验地理知识加以统驭,注重的是学说或理论的演绎,是朴素的理论地理知识体系。(2)《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为一类。其基本的出发点是通过对各种地物和地理现象的经验性测量或记录,寻求其内部可能存在的规律性,即“自然之数”。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以观测为基础的经验地理知识体系,注重的是实证性。     

清人的名片

名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容。了解名片在历史上的情况,对于我们研究民俗和社会生活史,均有意义,本文仅就笔者见闻所及,谈谈清代的名片。     

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由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组成。次区域内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强,并有一条天然大通道——湄公河将次区域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系起来,具有合作发展旅游的优越条件。本文在分析了次区域各方面的条件后认为,将投资少、见效快的旅游合作开发置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优先地位是最佳选择;同时对次区域旅游合作开发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建议。     

金陵大报恩寺地宫遗址保护技术研究

为了对金陵大报恩寺地宫遗址进行科学保护,首先通过ANSYS有限元模拟对地宫遗址的现状结构性能进行分析,找出其在不同工况下存在的安全隐患;然后根据保护原则及计算分析结果提出仅增设护壁、增设护壁及锚杆的两种保护技术方案,采用ANSYS有限元模拟计算对两种保护技术方案在四种工况下的结构性能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提出了适用于地宫遗址的保护方案,建议采用增设不锈钢的护壁及水平、竖向锚杆,并给出了不锈钢护壁及锚杆相应的参数值。     

辽宁铁岭市银州区辽海屯北山遗址

1993年6月,我们对辽海屯北山遗址进行了重点勘探与试掘,发现房址、窖穴、灰坑等遗迹14处,出土了一批具有特色的陶器和石器.陶器的种类有鬲、鼎、甑、甗、盆、罐、碗等,其年代约在西周时期.     

两宋金银钱摭微

宋代典章文物多有可观,钱币文化亦堪称高峰。两宋金银钱的发展演变脉络是比较清晰的:北宋多为年号钱,形制、钱文与流通铜钱相近;南宋年号钱并非主流,而以寿庆宫钱和吉语钱为其特色。具体讲来,北宋初年宋元、太平皆有与铜钱同版之银钱,淳化元宝金钱面版亦与铜钱无异。孙仲汇先生曾见过一枚绍圣通宝旋读小平银钱①,此乃金银钱文字形制与铜钱趋异之分野,惜未留拓。徽宗时金银钱品种甚多,圣宋、崇宁、大观、政和、宣和皆见有小平银钱,版式繁多,精粗不一,政和、宣和且有小金银钱极精。靖康通宝银钱是北宋最后一种银钱,制作并不考究。北宋又铸有大…     

文化生态学

朱利安·斯图尔特是美国文化生态学大家,对考古学和民族学都有开拓性的贡献,本文虽然不长,但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他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文化生态学认为社会是对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即考察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但文化生态学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决定论",它还同时考虑除环境之外其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而且它认为社会与环境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社会固然要适应环境,但也影响乃至改造环境。社会对环境的依赖或适应程度随文化(特别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程度越低的社会(如史前社会)越受到环境的制约,这表现在社会结构等方面,但同时,构成文化的各个变量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并非同等而是有所区别。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越来越脱离自然环境的束缚,资源利用远远超出自身所在的范围,经济形态趋于专业化,社会结构上也成为一个更大组织的一部分。还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斯图尔特对生态因素的考察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了人自身的生物性特征,认为这可能也是影响文化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对于新考古学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所强调的文化的功能适应方面,对于人类早期社会的解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类文化发展所展现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远远超出了文化生态学所能提供的解释。生态因素固然可以很好地解释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但对文化中的意识观念领域则无能为力,这是它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