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企业家精神——时空分布与影响因素

本文以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为代理变量,分析了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整体提升的同时,地区差异也在扩大;空间自相关显著,集聚趋势不断增强;变化强度呈西减东增的趋势。互联网设施、人口多样性、沿海区位和资源环境压力、较高的女性比重、较少的政府干预和较低的国企占比和外资占比有促进作用;未发现集聚和房价的显著影响;而平均教育水平与企业家精神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的创业类型、教育体制和内容还有待提升。     

Surviving under the Enemy: Oral Narratives of Middle-Class Women in Japanese-Occupied China (1931-45)

In a fragmented wartime China (1931-45), the levels of violence, suffering, and resistance varied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Anti-Japanese War left people with different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To date,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 have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more than two hundred million common Chinese who stayed in Japanese-occupied areas. To help fill this gap,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matic analysis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 with six Chinese women of the urban middle-clas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areas. It adds voices and perspectives of ordinary, middle-class women to the rich tapestry of everyday life of wartime China. The oral narratives of these women are everyday accounts of uncertainty, fear, and survival. More important, they are testimonies to the evolution of their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to pursue an education as a means of resist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addition, these oral narratives show how these women developed strategies in their marriages, work, and political views to reconcile with the reality of living with the enemy. Their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helped them maintain dignity in the face of foreign imperialism.     

“圣寿齐天”银钱略考

“圣寿齐天”银钱(封三上右)与“慈元万寿”鎏金银钱同出浙地,钱径22·1mm,重3·40g,细缘狭穿,楷书大字,书法雄健洒脱,制作精良规整,综合其材质、形制、钱文及出土情况等因素,当可判定为南宋宫钱。两宋金银钱当时并非特罕之物。封有功《宣和录》载,靖康之变,金人由汴京宫中即掠去金钱七十一贯、银钱一百四十二贯,各种史料中也常常可见以金银钱作赏赐、馈赠之记载,但由于绝大多数在长期的流传中被销熔或作器用,存世已甚为稀少,偶有面世,泉家莫不一睹为快。金银钱的制作特点两宋之间也有明显差异,概括地讲,北宋金银钱形制、钱文多与行用铜钱类…     

试论郑州人民公园期商代遗存与盘庚复亳问题

长期以来郑州人民公园期遗存的年代与性质并未引起学术界重视,依据新近发表的考古资料,我们从文化特征的比较入手,推断人民公园期遗存在年代上应介于洹北商城商文化与殷墟大司空村一期之间,并进而论证该类遗存与<史记·殷本纪>所载"盘庚复亳"的史实相关,由此证明郑州不仅是成汤至大戊五世十王的建都之地,亦曾为盘庚、小辛、小乙三王的都邑.     

新疆和中亚及有关的地理概念

本文认为,新疆古称西域,其实西域常指包括新疆及其以西的中亚广大地区。“中亚”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是见仁见智的近代地理概念。此外,古今中外还有一些与新疆和中亚有关的地理概念,都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系统考察之,那就是一部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史。近年美国人提出Greater Central Asia（大中亚）的概念,另有一番政治含义。     

金文“严在上,异在下”与“敬乃夙夜”试解

(一)金文程式语“严在上,异在下”字面意思是“多多美言在上,休美在下”,前半句是对先人的祈求,后半句是先人“严在上”的目的及效用。(二)“敬乃夙夜”句法结构同“敬夙夜”,为“中心语+状语”短语,其中“乃”是一个起衬音作用的音节助词。     

新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历史与现状的考察

本文认为古代新疆西部境外没有出现过能向中国王朝挑战的敌对势力 ;民国时期 ,新疆地缘政治形势危机可用“孤悬塞外”来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的 30多年间 ,新疆的地缘政治经历了“友好的后院”到“反修前线”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 ,新疆地缘政治的新威胁是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和国际恐怖“三个主义” ;“9·11”事件后 ,克什米尔问题、“后塔利班”问题、“前线”国家的动向、“三个主义”合流问题和美军进驻中亚问题 ,是新疆地缘政治的最严重的问题。新疆的地缘政治愈来愈事关国家安全大局 ,愈来愈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其进程愈来愈复杂多变     

作为经济过程的陶器起源

长期以来,陶器、磨光石器和农业起源一直被视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而对这些发明产生的原因大多被归因于人类智慧的创造或技术的累进。19世纪的极端传播论者甚至认为,全世界陶器是来自埃及的单一发明。虽然这种起源观在世界各地大量独立发明的考古证据面前已经不堪一驳,但是对其为何会在世界各地独立起源则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探讨和解释。布朗的这篇文章从史前人类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陶器出现前后容器技术的变化和发展,认为随着食物资源的变化所导致的加工、储藏、炊煮需求加大,使得陶器在生产和用途上成为比其他容器更具优势的选择。而且,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陶器生产作为妇女家务的一部分,与其他容器生产相比,也具有时间安排灵活和省时省力的优点。由于维生方式的变化(日趋定居)、食物资源特点(种子、坚果和贝类)和加工技术上的优点,最后使得陶器在全世界成为农业社会的不二选择。因此,对陶器起源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的经济和适应层面去了解。我国一些全新世早期的遗址如湖南的八十垱、玉蟾岩和浙江的上山、小黄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很早的陶器,但是并没有成熟农业的迹象。特别是跨湖桥陶器制作的精致程度令一些学者怀疑其年代测定的古老性。因此,我们应当跳出传统思维的文化累进窠臼,尝试从这些遗址的维生方式和经济过程来探讨陶器起源和发展的原因。而布朗的这篇文章可望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视角和切入点。     

文化生态学

朱利安·斯图尔特是美国文化生态学大家,对考古学和民族学都有开拓性的贡献,本文虽然不长,但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他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文化生态学认为社会是对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即考察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但文化生态学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决定论",它还同时考虑除环境之外其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而且它认为社会与环境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社会固然要适应环境,但也影响乃至改造环境。社会对环境的依赖或适应程度随文化(特别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程度越低的社会(如史前社会)越受到环境的制约,这表现在社会结构等方面,但同时,构成文化的各个变量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并非同等而是有所区别。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越来越脱离自然环境的束缚,资源利用远远超出自身所在的范围,经济形态趋于专业化,社会结构上也成为一个更大组织的一部分。还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斯图尔特对生态因素的考察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了人自身的生物性特征,认为这可能也是影响文化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对于新考古学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所强调的文化的功能适应方面,对于人类早期社会的解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类文化发展所展现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远远超出了文化生态学所能提供的解释。生态因素固然可以很好地解释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但对文化中的意识观念领域则无能为力,这是它的局限性。     

南宋地方文献中的官药局考述

药品专卖制度发端于北宋,南宋绍兴以后进一步发展。大量地方文献的记载表明,南宋各路、府、州、县创立的地方官药局非常活跃,客观上改善了城乡医药供给结构,对防范假冒伪劣药品,增进人民健康以及抵制民间巫风也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