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盛世 沈阳故宫赴台湾历史博物馆文物特展

在2011年新春之际,沈阳故宫博物院与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联合报》系等单位合作,举行为期3个月的《大清盛世——沈阳故宫文物展》。展览时间为2011年1月29日至5月1日。此次赴台展览的文物共有120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为24件,代表了沈阳故宫馆藏品的最高水平,     

秦汉时期中央监察制度研究综述

有关秦汉时期中央监察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论著日益增多,研究范围也不断拓宽。本文主要从秦汉时期监察制度的历史地位、秦汉中央监察机构的设置、职权与运行机制等方面,梳理了近20年来有关秦汉中央监察制度的研究成果。     

作为经济过程的陶器起源

长期以来,陶器、磨光石器和农业起源一直被视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而对这些发明产生的原因大多被归因于人类智慧的创造或技术的累进。19世纪的极端传播论者甚至认为,全世界陶器是来自埃及的单一发明。虽然这种起源观在世界各地大量独立发明的考古证据面前已经不堪一驳,但是对其为何会在世界各地独立起源则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探讨和解释。布朗的这篇文章从史前人类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陶器出现前后容器技术的变化和发展,认为随着食物资源的变化所导致的加工、储藏、炊煮需求加大,使得陶器在生产和用途上成为比其他容器更具优势的选择。而且,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陶器生产作为妇女家务的一部分,与其他容器生产相比,也具有时间安排灵活和省时省力的优点。由于维生方式的变化(日趋定居)、食物资源特点(种子、坚果和贝类)和加工技术上的优点,最后使得陶器在全世界成为农业社会的不二选择。因此,对陶器起源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的经济和适应层面去了解。我国一些全新世早期的遗址如湖南的八十垱、玉蟾岩和浙江的上山、小黄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很早的陶器,但是并没有成熟农业的迹象。特别是跨湖桥陶器制作的精致程度令一些学者怀疑其年代测定的古老性。因此,我们应当跳出传统思维的文化累进窠臼,尝试从这些遗址的维生方式和经济过程来探讨陶器起源和发展的原因。而布朗的这篇文章可望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视角和切入点。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认真总结九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是反思以往和展望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风靡一世,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信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之初,李大钊等先驱者撰写的论著,已鲜明地显示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继之,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长达十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进步学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学术探讨和社会调查,批驳了错误观点,论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这些正确结论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推进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至抗战时期,以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为代表,一致明确地以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从事理论创造和撰成一批力作,从而使以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壮大、发展。     

蕭統《文選》文體分類及其文體觀考論——以“離騷”與“歌”體爲中心

日藏古文獻《二中歷·經史歷》記有一份三十卷本《文選》的文體分類以及其各卷帙構成的完整篇目,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其保留的極有可能就是《文選》編撰初始之舊貌。這份書目首先表明《文選》最初的文體實爲三十四體(三十三大體再加"離騷"),更重要的是,這份書目的出現還牽連到《楚辭》在六朝文體概念中所發生的變化以及晉宋樂府之流變等諸多文學史上的根源性問題,爲探討蕭統編撰《文選》之動機與意圖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     

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

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为学术界所乐道,甚至被赋予诸多象征意义.1949年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蒋胡关系,既是大陆时代的延续,也有在台湾时空环境下新的特点.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日记的开放,为研究二人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蒋介石与胡适均记载了他们交往的经过与彼此观感,但相异甚大,往往是"一个事件,各自表述".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胡适与在公开场合下对胡的"礼遇"形成鲜明的对比,背后的玄机,令人深思.     

学问家如何写通俗历史读物——范文澜《大丈夫》成功的启示

范文澜撰成于民族危机关头的《大丈夫》一书,大力表彰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25位英雄人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时期产生了激励民众杀敌御侮的巨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堪称是当代进行历史教育的成功范例。其感人精神和成功经验,对于今天学问家如何撰写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准确,形式上又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通俗读物,提供了极可宝贵的启示。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及其辨证思想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是对《四库全书总目》作出分析的著作。此书立足于目录学对《四库全书总目》所作的分析,显示出深刻的辨证思想。本文拟就此方面内容作出讨论。     

JIN ZHIGUO AND HIS TIBETAN KNIVES

On a sunny afternoon,40 years ago,several Tibetan herdsmen were sitting cross-legged and dice in the yard of a Tibetan-style inn situated to the east of the Potala Palace.A teenage Han Chinese boy walked up to them and his eyes were drawn to a shining knife half-hidden in the leather Tibetan r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