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中所见的河西开发及启示

河西地区地域辽阔,土地广袤,我们的祖先从远古时期就开始开发这片土地,两汉时期,开发活动达到了一次高潮.汉代对西北的开发主要采取徙民实边和戍守屯田两种措施.我们力图从史书和汉简中找到一些原始材料,管窥当年开发西北的真实状况,为今天开发西北的活动提供一些经验及借鉴.     

孟善不是华容人——明万历《华容县志》勘误一则

本文通过《明史》、《皇明人物考要》以及档案资料相关明代保定侯孟善的记载,考证孟善不是华容籍人士,从而更正了明万历《华容县志》中的错误。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交通立法与交通管理

抗战时期,为保证大后方交通建设的顺利进行,提高交通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和畅通,国民政府制定了大量交通法规,涉及到交通人事、业务、工务和财务方面,也包含了国民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具体管理内容,这些法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交通法规体系。大量交通法规的颁布,体现了国民政府在交通管理上的一些特点,包括实行交通统制、军需优先、提倡节约和地方协作等特点,但由于在实际的交通管理中存在交通机构变动频繁、运价过低、管理人员腐败和执法不严等问题,国民政府颁布的交通法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点

如何看待日本近代历史,尤其是对外战争历史,在日本社会一直是一个有极大争议的问题。本文即从日本的基本政治立场、影响国民的无构造史观、战后的反省程度以及片面的被害意识等方面,分析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木偶戏论稿(一)

1992年,拙著《中国影戏》出版后,赓即着手搜集傀儡(木偶)戏的资料,准备撰写《中国木偶戏发展史》。其间,我的影戏专著在德国和台湾又出版了两本(《四川灯影戏》、《中国影戏与民俗》),但是傀儡(木偶)戏的文章仅发表了两篇(《浅谈被单戏》、《水傀儡戏重考》),更多的篇章尚为腹稿。在此,将我考虑多日的观点,以札记形式陆续刊布,庶几对年轻学人有所帮助。     

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

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可为三期：一期为“横栏山文化”;二期为过渡期,包括有“礼州中段遗存”、“礼州晚段遗存”、“大洋堆下层遗存”、“咪咪啷遗存”;三期为“大石墓遗存”。首先是土著的横栏山文化,横栏山文化后来演变为礼州中段遗存,与此同时,外来文化进入安宁河流域,如与齐家文化较为密切的大洋堆下层遗存,伴随而来的可能是外来族群的迁入。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经过一段时期的并存而后逐渐融合,如礼州晚段遗存和咪咪啷遗存。最后融合发展的结果形成了1类大石墓文化遗存,在大石墓遗存的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了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第2类大石墓文化遗存。     

湖北省麻城余家寨遗址调查简报

余家寨遗址位于湖北麻城市,面积8300平方米。1991年,麻城市修建106国道将余家寨遗址西部边缘破坏,省、市、县文物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时代和西周两个时代的文化堆积。新石器时代标本中的主体是石家河文化,还兼有屈家岭文化、薛家岗文化及樊城堆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上筑有一座面积约15000平方米的西周城堡,夯土城墙及护城河大部分保存完整。余家寨遗址为研究长江中下游原始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南方商周文化与中原商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胡家草场汉简与尹湾汉简数术文献中的“刑德行时”

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出土竹简《五行日书》按端、令、罚、刑、德五时占测为事、初病、生子诸事项的吉凶。这篇文献与尹湾汉墓出土的《刑德行时》大体属于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两相比照,有助于加深对其文本源流、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读《南京传》有感

幼时对南京最大的印象,就是爸爸口中经常提到的南京长江大桥,这个宏伟的工程,在那一代人心中激起了太多的涟漪。就像外地人到北京一定要去天安门看一看,照张相一样,外地人来南京,也一定要南京长江大桥看一看,光是在来时的火车上看江面上往来的船只还不够,一定要坐上一辆从大桥上经过的公交车,从桥的这头一路坐到那头,然后下车,再一路坐回来才行。后来到了南京读书、工作,住在了老城南,呆得久了,才知道原来南京不只有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紫金山、夫子庙,还有太多历史的痕迹点缀其中,光是历代的名称就能把人绕晕,估计很多南京人自己也理不清楚,而却终归停留在不知道,也从未去深入探知它们背后的故事。     

Why context matters: the role of campaign contex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ny questions remain about the effects of digital media use on citizens’ political engagem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is because such effects depend on the context in which digital media are used. Its findings are based on two cross-sectional sets from the 2010 and 2013 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 and show that (1) political resources played different moderating role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gital media and offline participation, and (2) such a moderating role depended on different campaign contexts in the two elections, with context affecting political efficacy. The findings confirm that campaign context can function as leverage in motivating online news consump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reby emphasising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contexts in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