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大墓的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7日第一版首次详细报道了山西省绛县衡水镇横北发现的西周大墓。随后,田建文、宋建忠、吉琨璋三位先生联名发表了《横水墓地的发现与晋文化研究》一文,该文讨论了横水墓地对于研究晋国疆域发展的意义、倗国的族属姓氏、倗国与古曲沃的关系等3个方面的问题,拉开了对绛县横水西周大墓研究的序幕。2005年12月30日,李学勤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题为《绛县横北村大墓与倗国》的文章,认为“从倗伯及其夫人大墓的规模看,显然具有国君身份。这个倗国,我以为就是文献中的[崩阝]国。”     

论西夏的区域分野与地理形势

西夏疆域,地形狭长,东西倍于南北;地势高亢,坐西北而瞰东南。东南部是黄土高原,以横山、六盘山为屏障;北部是鄂尔多斯和阿拉善高原,以沙漠为主,有毛乌素沙漠、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间有草原,以阴山山脉为塞垣;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北缘,有绿洲曰河西走廊,以祁连山为庇护,河湟环带,山峡迂回;中部为"几字形"河套平原,以黄河、贺兰山为天堑。西夏存立之所以长久者,天时在于大国对峙的夹缝中求生存,地利在于形势要害之地置监军司,人和在于国小则无所恃而有畏惧,军民之事犹如一家。     

旅游企业学习能力体系的实证研究

随着旅游企业竞争日趋激烈,学习能力成为旅游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本文在文献研究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对旅游企业学习能力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 旅游企业学习能力体系涵盖内部学习与外部学习两个层面,内部学习能力由学习承诺、共享愿景、管理人员的开放心智、组织内部知识共享4个成分构成;外部学习能力由被动学习、客户学习、供应商学习、竞争对手学习4个成分构成.     

民俗与精神分析的理论构建

精神分析理论一般被认为是在治疗神经病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心理学流派。总的来说这个看法是不错的,但是,人们在这样谈论精神分析的起源时往往会忽视一个问题,即构成精神分析理论内涵的那些迥异于以往心理学传统的概念和学说的民俗学来源问题。事实上,对于民俗的关注和对于民俗要素意义的解析,在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建构中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关于民俗的研究,精神分析的理论内容就不能得到充实,精神疾病的原因就不能得到解释,从而也就构建不起精神分析的理论大厦。     

斯坦法尼访华与中意关系

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意大利之间,曾保持过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墨索里尼执政时期,意大利也曾对华保持过比较友好的双边关系,其在政治、军事、航空工业等方面,对中国有过一定的影响。而斯坦法尼则是30年代前后,意大利与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对中意关系的认识、贡献及其使华经过,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中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国际旅游院校会展教育的现状和我国的差距

本分析会展教育与旅游教育的关系,介绍国际会展教育现状并指出我国会展教育的差距;明确我国旅游院校应积极发展会展教育,培养会展人才,为推动我国旅游教育,会展业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     

中国内地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进展和展望

女性主义地理学主要研究女性与空间、地方的互动和重构,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源于20世纪70年代,我国相关研究进展相对缓慢。文章通过关键词搜索,利用主题分析法将研究文献分为女性与城乡空间、就业空间、家庭空间、女性人才与地理、文学艺术空间、旅游六个主题,归纳和分析目前研究进展,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引起国内学者更多关注。总起来说,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问题紧密地与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问题相关联,体现了很强的现实关怀,结论对中国未来的政策有借鉴作用。但研究中主要借鉴了西方理论,缺少自己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未来学者们应继续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关注本土情境和中国经验,从性别、空间、可持续的交叉领域切入,生产本土女性主义地理学知识。     

十月革命和东欧社会主义道路

东欧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延续,但东欧社会主义自始至终是在"民族道路"和"苏联模式"的选择与磨擦中前进的.苏东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了挫折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过错,更不能归罪于十月革命.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牢记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对十月革命这样的历史性事件,需要作出客观而又明智的评价.     

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文化遗存初步研究

成都金沙遗址附近郎家村,出土了一些宝墩文化时期的陶器,与商周时期的陶器。文中对这两类陶器作了细致的分析。其时代晚于殷墟二期,关于殷墟三期,正是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时期。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