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生空间理念的旅游城镇化地区空间分区研究——以马洋溪生态旅游区为例

旅游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但现今尚存旅游开发失当、空间秩序混乱、生态环境与景观风貌受损等问题,亟需展开对这类新镇域空间的综合整治,重构科学合理的空间分区。本文从三生空间相互关系出发,确立旅游城镇空间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对马洋溪生态旅游区进行三生空间分区。结果表明:该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比例为11.5:32.3:56.2,其中旅游生产空间应以北部山重村为核心,呈现局部区域集聚、全域沿马洋溪河相对延展的边缘模糊状态;城镇生活区布局于南部十里村,为配套服务与居住空间;生态保育区以中部天柱山为核心,承担区域生境质量保障功能。该研究为马洋溪生态旅游区提供了科学的空间管理依据。     

旅游地公共交通性能的游客感知研究——以黄山市为例

以黄山市为案例,研究了旅游地公共交通性能感知维度及其游客满意度水平。结果显示:(1)利用游客对黄山市公共交通性能各要素的重要性评价数据,得出黄山市公共交通性能的维度由"公共交通的时间性"、"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公共交通的合理性"、"公共交通的安全性"等构成。(2)在游客对黄山市公共交通性能的满意度评价上,游客对黄山市公共交通性能18个要素的满意度评价均在3.4以上,对黄山市公共交通整体满意度也为3.66;从维度上看,"公共交通的安全性"评价最高(均值为3.81),其次是"公共交通的时间性"(3.6),"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和"公共交通的合理性"分别为3.57和3.5;同时回归方程分析表明,"公共交通的时间性"和"公共交通的便捷性"2个维度对黄山市公共交通整体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3)分析得到游客对黄山市公共交通性能各要素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的IPA方格图,包括优势区(含8个公共交通性能要素)、弥补区(含3个要素)、忽略区(含6个要素)、保持区(含1个要素)。     

史前时期的崇鸟习俗及其历史背景

以绘画和雕塑方式表现的鸟禽形象广泛地存在于史前时代世界众多先民中。自19世纪后期在世界众多地区发现并被确认以来,对于其含义的解读便从未间断。《史前时期的崇鸟习俗及其历史背景》一文对于这些发现和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这是一篇完成于40多年以前的文章,译者选择该文,当然不是着眼于考古资料本身,甚至也不在于作者的观点多么新颖,更为重要的是从学术史的角度,了解近半个世纪前西方人类学家在解读此类题材时所涉及的诸多理论。作者认同早期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意义,并从丰产巫术、成丁礼、图腾崇拜、通天媒介和鸟的死亡象征意义等多个角度对特定图像进行了功能性阐释。作者对于这类图像所采取的多重可能性解释本身,已经反映出此类问题的复杂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发现,除了在考古学本体论方面我们"发明"了认知考古学,并将"符号"的概念赋予这些早期艺术品之外,对于"洞穴艺术"或"符号"含义的阐释,我们似乎并没有走很远。作者是一位人类学家,文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国外人类学方面的知识与信息,如鸟禽除了为人类提供肉食与禽蛋之外,鸟骨可以做成骨笛(现在知道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发现),可以盛放颜料,蛋清还可以当作调制颜料的粘合剂。这些,对于考古学者来说都是别有新意的。     

从"开门通商"到"厚集洋债,以均势力"—徐世昌与东北外交策略的变化

在东北实行均势外交 ,打破日俄垄断地位 ,是清政府的基本方针。东三省改制前后 ,均势外交策略经历了由全面引进外资的“开门通商”之策 ,到将精力全部集中到以铁路外债为核心的“厚集洋债 ,以均势力”的转变。徐世昌作为东三省首任总督 ,在这种转变中 ,很无奈地担任了执行者和过渡者的角色。     

满族先祖服饰的发展演变(上)

本通过查阅献资料、史实、图片、物及考古以及实地考察,追溯满族在其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时期服饰所发生的变化,探寻满族服饰的萌芽和形成。     

十八世纪服务于京城王府宦邸的人物画家

在18世纪的北京,应王府和显宦之需,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人物画家群。他们以冷枚父子、莽鹄立、陈枚、崔鏏、徐玫、徐璋等为代表,最早曾受清宫画家焦秉贞的人物画风的影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或多或少地与宫廷有过关联,受过宫廷艺术的影响,因此绘画风格形成了具有院体人物画的写实技巧并融合了西洋绘画的透视技法。他们的怍品描绘了王府和市井生活的情趣,为一方所重。其风格取向、活动地域与谋生方式均有许多相近之处,是一个既有风格联系,又各自为阵的人物画家群。     

Evaluation of Quantitative XRF Analysis Applied to Determine Cobalt Sources in Chines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A method using the ratios between MnO, Fe₂O₃ and CoO to differentiate the cobalt sources for Chines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was developed in Oxford in the 1950s using X‐ray fluorescence (XRF) analysis directly on the glaze. In this paper, six blue‐and‐white porcelain sherds from the Luomaqiao kiln were analysed by XRF on the glaze an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with energy‐dispersive spectrometry (SEM‐EDS) in cross‐section. The ratios between MnO, Fe₂O₃ and CoO calculated by quantitative XRF and EDS analyses are different. The analysis depths for MnO, Fe₂O₃ and CoO are < 60 μm by XRF analysis. However, the average glaze thickness of samples is > 400 μm, and the MnO, Fe₂O₃ and CoO mainly remain in the lower layer of the glaze, which is beyond the analysis depths of XRF analysis. The limitations of major and minor quantitative analyses for differentiating cobalt sources are discussed.     

Complex Pathways Towards Emergent Pastoral Settlements: New Research on the Bronze Age Xindian Culture of Northwest China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 The Xindian culture of northwest China has been seen as a prototypical example of a transition toward pastoralism, resulting in part from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at...     

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

史景迁是一位人文色彩浓厚的史学家,其著史面向大众,注重史学知识的普及与社会化。大体而言,辩证的历史思维、以小见大的史学构思、移情式的心理追寻、文学化的历史叙事与自觉的社会史视野等构成了史氏著史的特征。史氏的著史风格是与其自身的治史理念、东西方文史传统的影响以及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发展多元化的现状紧密联系的。围绕史氏的治史风格,学界有不同的品评。在这些品评的背后,体现的则是不同史学认知的冲突与交融。     

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表层是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专制统治,但社会复杂化无疑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文德安(Anne P.Underhill)教授的《中国北方地区手工业生产与社会变迁》(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一书,就是从陶器生产探讨社会复杂化过程的一部专著,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意图和书中将要采用的阐释理论。作者长期从事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至夏商考古学研究。她注意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陶质或铜质饮食器具在贵族奢侈品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饮食器具地位的凸现,显示的是社会上层对高级食物和饮品以及生产、制作这些食品所耗费的劳动力的占有,是社会上层集团为了在竞争中彰显自身财富和威望这一社会行为的反映。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陶器手工业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力,增加产品种类,其结果是导致了陶器的专业化生产;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影响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贵族总是在谋求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控制权,而经济控制权是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鉴于高级饮食器具在社会上扮演的异常重要的角色,控制高端陶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尤其是对最为关键的“生产”阶段的控制,也便有了不寻常的社会意义。精英阶层通过对专业陶匠及其相关的专业化生产的持续投资,实现了对这种高端陶器生产的有效地控制,而陶器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也使得对其生产的控制变得相对容易。这种“资助式”专业化或称附属式专业化生产,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官营”手工业。判断附属式或官营手工业与独立的非专职的专业化生产的主要标准是器物的标准化程度。为了了解中国早期陶器生产,文德安博士曾屡次亲赴贵州、云南和新疆各省区,采集人类学、民族学第一手资料,并有长篇调查报告发表。这是北美人类学考古学家的治学路数。这种亲历的经验,使得作者在对中国史前陶器生产的研究上受益良多。陶器标准化程度主要是靠测量数据来体现,苦于国内考古发掘报告中往往缺少“典型器物标本”以外陶器的测量数据,作者数度穿梭于山东、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站,测量必须的陶器数据。她认为龙山文化陶器已经属于附属式手工生产。作者的这一认识,已经从制陶技术的研究中予以证实。两城镇龙山文化制陶所反映的工艺流程,清楚地显示了陶器生产专业化发达程度。关于宴享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作用,国外人类学界与考古学界已有许多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宴享是个人用以显示自身财富、维持或提高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我国,龙山时代存在饮品酒已经得到证实,但史前和原史时代宴饮的社会功能却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实际上,我国后代文献如《国语·周语中》所记“饫以显物,宴以合好”,就道出了宴饮的性质。《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言,“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说得更为直白。也正是因为宴饮容易“合族”、“聚众”,故立足未稳的西周年统治者规定民众不得“群饮”,违者“尽执拘”、“其杀”(《尚书·酒诰》)。这是从反面理解宴饮功能的文字记载。本文对于我们的最大启示,与其说是作者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实际上是把考古学上最为常见的陶器,放到政治经济领域加以考察,即把陶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器物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或者产品蕴含的象征意义。史前时代晚期某些陶器所具有的礼器性质早就为学界所公认,但对于陶器礼器化的过程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假设,贵重食物、饮品和盛放它们的饮食器具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劳动,导致了精英阶层对某些高端陶器生产的控制与独占;而控制陶器生产的结果,直接引发了隶属式专业化生产组织的出现(这本身就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体现),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陶器本身所反映出来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前一个假设,通过对高端陶器与高等级墓葬等共存现象的考察很容易得到证实;后一个假设,则通过统计测量得出的陶器标准化程度和陶器工艺流程的复原得以验证。所谓先有假说,再加以验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