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川渝地区船棺葬的族属问题

本根据成都平原和重庆地区葬具的发展线索,认为船棺葬为蜀人的固有葬俗,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是受蜀化影响的结果。巴人本来无船棺葬的习俗。     

天然材料在丝织品文物清洗保护中的应用综述

以古鉴今,为发掘古代传统清洗方法中的科学、合理成分,解决现代化学洗涤剂清洗丝织品文物产生的易损伤、易残留、污染大的问题;简要回顾了皂苷、淀粉等植物活性成分,胰子、油脂等动物提取物,草木灰、天然碱等矿物质以及微生物酶等天然材料在古代日常清洗和古书画清洗中的应用记载;并简单介绍了天然材料在清洗丝织品文物血迹、脂肪等有机污染物、微生物霉斑、矿物质类无机污染物上的应用进展。清洗效果评估说明,天然材料对丝织品文物的损伤小,适用于其清洗保护,是对丝织品文物清洗保护的一个重大进步。     

馆藏壁画保护理论探索与实践——以甘肃省博物馆藏武威天梯山石窟壁画的保护修复为例

馆藏壁画是具有重要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博物馆藏品之一,大部分为来自考古发掘现场的墓葬壁画,其次为揭取搬迁的石窟壁画和殿堂壁画。因其制作材料(主要为泥质或石灰层地仗)脆弱,保存年代久远,各种病害多发且严重。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石窟壁画保护的难点是水—盐运移引起的壁画酥碱等病害问题,而当石窟壁画转移到博物馆作为藏品保存后,其赋存环境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博物馆可控的、稳定的温度、湿度使其保护难度大大降低,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必然成为馆藏壁画保护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甘肃省博物馆藏武威天梯山石窟壁画的保护修复为例,结合多年石窟壁画保护实践,探讨了馆藏石窟壁画保护理论与保护程序,重点阐述了壁画附加支撑体的去除、新支撑体的选择以及安装等方面的技术要点。提出通过举办专题展览,利用多媒体等高新技术,可以生动、形象、准确地反映和展示馆藏壁画的价值及保护修复过程,弥补传统陈列展览模式的不足。研究成果对同类文物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唐、五代景德镇蓝田窑青瓷科技研究

随着2012年景德镇蓝田窑的发现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青釉瓷器。通过对窑址及出土陶瓷文物的整理与研究,专家提出蓝田窑是目前为止景德镇发现的早期烧制青瓷的窑址之一,其中出土的部分青瓷应为唐代时期烧造。因此,研究蓝田窑唐代和五代时期青瓷对探索景德镇早期青瓷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本研究以唐代和五代景德镇蓝田窑青瓷为研究对象,利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热膨胀仪等对24件唐、五代蓝田窑青瓷样品进行了测试,对比分析了唐代和五代景德镇蓝田窑青瓷的组成和工艺特征,为研究景德镇早期青瓷及其初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撑。     

千年一梦 全球8家遗迹酒店

对酒店的偏好恰如对衣饰的喜好,有人爱新,有人却偏偏恋旧。对于后者来说,对有什么能比当世界遗迹的邻居更吸引人的呢？     

市场经济与社区建设

市场经济与枉区建设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市民社会的支持。否则,经济的发展是无法深入持久的。枉区建设是我国大规模深层次社会改革的起点,它为打遣中国的市民枉会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和契机。市场经济改革为枉区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资源和物质基础,社区建设则为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市场经济是枉区建设的逻辑前提,社区建设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对明代中葡关系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

China是外来词,还是汉字音译?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Cathay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这个词一直在困扰着中国学者,而“地理大发现”初期的西方君主,也对China与Cathay之间是否有关系感到迷惑。一些外国人为了强调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最初十年就到了澳门,竟将与蚝镜并不相干的Oquem(福州)扯在了一起,并且误导了部分中国学者。明清史料所载澳葡议事会“西洋理事官哆”、“督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哆”,即“哆”,究竟是人名还是官名?是Vereador的音译,还是Procurador(检察官)的音译?此外,《明史》所载“哑诺归氏浮海求贡”,讲的是哪一位葡使?“佛郎机传”中的“佛郎机”是什么?它与葡萄牙、葡萄牙人、欧洲人及西方炮铳有什么关系?此外,《明史》中还存在将葡萄牙船号、官名误记作人名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史书记载错误或失实之处,在参考中外文献基础上作认真的辨析和考订。     

晋元帝军府机构设置特点考论

晋元帝军府在两个方面有别于西晋军府建制：一是诸曹相当完备;二是三中郎的设置。其军府设置特征,略有三端：一为录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之设;二为参军署曹;三为参军地位高低不等而分层。其军府诸曹仿尚书曹来设置,实质上使军府具有了如尚书省分曹处理政务的功能。且以其府之参军署曹为标志,严格意义上的军府内部机构之主要框架始基本定型。     

日伪统治下的日语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先后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并扶持傀儡政权。为配合其对华战争形势的需要,铲除沦陷区人民强烈的抗日意识,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在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采取强制方式,大力推行日语教育,以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情愫。本以日伪统治下的华东华中华南地区为中心,探讨伪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实施日语教育的状况,揭示其奴化教育的实质。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一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一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