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位功能和投资环境看南京的发展走向

南京不仅是江苏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长江下游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经济中心,并成为长江流域四大区域经济的中心之一,其超越省际的区域经济中心的位势正逐步得到加强。本文着重从空间区位和功能作用的角度分析南京的投资环境,进而对南京大都市的重点投资产业和空间发展前景作一些探讨。     

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去认识周初变革——兼谈五种社会形态问题

周初的政治变革,打破了殷商时期以血缘纽带为依托的族邦方国结构,使中国历史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它使生活于广大地域的人们开始突破狭小的、具有极强稳定性的族邦结构社会的桎梏,而形成了一种以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强固紧密的精神凝聚力量,从而具有了不断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的现实基础。     

陈振孙生卒年新考

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南宋著名目录学家.有关振孙之生卒年,自宋迄清似无人考及之者.宋人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七十五<外制>有<故通奉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一文,曰:     

论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及作用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影响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统治。朝鲜与中国联系悠久,也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宋元以后．儒家思想发展形成了程朱理学。由于朝鲜王朝时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化联系更为密切．使程朱理学同样在朝鲜得到广泛传播,并对朝鲜王朝的政治建设发生了重要作用,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政治建设的影响。     

论我国《合同法》关于违约金责任的规定

违约金是一种重要的违约责任的实现方式。自《合同法》颁布以来,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围绕着《合同法》第114条关于违约金责任的规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至今未形成一致的意见。本文认为,我国《合同法》中的约定违约金,既具有惩罚性也具有赔偿性。两种不同性质的违约金与损害赔偿、定金等违约责任的其他承担形式的关系也各自不同。应当承认存在单纯的惩罚性违约金,立法上应当清楚地界定两种性质违约金的区别,以消除理论认识上的矛盾和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人居环境韧性评价——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本文将韧性原理引入到人居环境中,首次对城市人居环境韧性进行定量研究.基于DPSIR模型构建城市人居环境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GIS空间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技术,以2006、2010、2014、2018年为研究时间节点,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人居环境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     

馆藏唐代壁画画面霉斑清洗剂的筛选实验研究

为了有效清洗表面留有霉斑的馆藏壁画,筛选有效、安全的壁画表面清洗剂在壁画保护修复中尤为重要。本工作使用5%胰蛋白酶+清洗剂稀释液、5%中性蛋白酶+清洗液稀释液、氨才/乙醇溶液、70%乙醇溶液和去离子水五种生物和化学清洗剂,对壁画模拟霉板、提取和包裹壁画的棉纱及留有霉斑的唐代壁画表面进行清洗实验,筛选出了一种有效的生物清洗剂——胰蛋白酶清洗剂,并配合使用其它几种化学清洗剂可较为有效地清洗多数壁画表面霉斑顽渍。     

博物馆环境监控及相关物联网技术应用需求分析

对博物馆环境实施有效的监控,是预防性保护珍贵文物的有效途径。为广泛发挥物联网在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监控方面的作用,阐述了基于"洁净"概念的博物馆环境及其预防性保护内涵,分析了博物馆环境温湿度、污染气体、光辐射、有害生物四方面监控的特点与需求,介绍了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在几项重大文物展览活动中的有效应用情况,指出大力加强博物馆环境适宜的监测技术研发,是实现博物馆环境风险预控的关键。     

定居化过程:文化碰撞的悲喜剧——1958年前后的鄂伦春社会

鄂伦春族做为狩猎文化共同体,游猎是文化的核心。考察该族近50多年历史,可以认为,由"游"到"定"——即政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组织实施的猎民定居,以及由此开始的"转产"历程,彻底拉开了狩猎文化前途和该群体生存前景问题的序幕。本文从狩猎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理论视角,重新梳理1958年前后政府动员推行的鄂伦春族定居化过程,辨析狩猎文化与急剧变化的环境的接触、碰撞形态,揭示其中可能的文化差异因素,从而为理解鄂伦春族及现代化潮流裹挟中小民族因传统而带来的特有的生存发展难题提供启发。     

1915-1916年救国储金运动结局述略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由民间发起,旨在“藉民力为政府后盾”的救国储金运动,在经历了迅速发展后,急剧衰落。为总结经验、共商良策,1915年9月9日,全国储金团各省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做出了继续推进储金运动的决定,但这没有得到上海民众的支持。民众要求发还到期储金,上海储金团陷入两难困境。衡量利弊后,储金团决定发还到期储金。然而,储金发还波澜横生,各地对上海此举褒贬不一。面对指责,上海储金团与民众做出不同回应。北京、天津等储金团试图力挽狂澜,但终归失败。1916年8月各地储金相继发还,运动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