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西安临潼旅游地非线性成长——基于中国旅游发展大背景的区域指示与响应研究

以50年来西安临潼旅游地成长的为案例,对其非线性成长过程及阶段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西安临潼旅游地的成长是在中国大背景下形成的,与新中国旅游发展与成长具有同步性,是50年中国旅游成长的一个缩影;1953—1977年临潼旅游地成长处于无序自发状态,深受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规模小、层次低、效益微,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并出现多次中断;1978-2005年临潼旅游成长进入现代期,随着秦兵马俑博物馆的旅游开发,在资源-产品结构上替代了骊山-华清池成为主要吸引物,华清池旅游生命周期为成长-衰落-稳定模式,秦兵马俑旅游生命周期为循环-再循环模式;从50年来临潼旅游地的成长过程可看出,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制度创新以及区域内资源-产品开发。是制约区域旅游成长两个关键的因素。此外,本文对1953—1977年华清池国内外旅游数据的整理和对50年来临潼旅游地成长过程中若干个危机点的分析,也为中国旅游业长期发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资料。     

阳明心学与汤显相“至情”说

汤显祖自幼受到阳明心学的熏陶。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罗汝芳、达观和尚和李贽。罗汝芳生生之仁的学术思想,达观侠义救世精神,以及李贽“童心”说和狂狷豪侠气质,对汤显祖人生观、政治观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意义,自然对汤氏文学思想与美学思想的核心“至情”说,也有密切的联系。汤氏“至情”说,对明清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先秦管理思想中的利益论

许多先秦学(史称先秦诸子)在研究管理问题时,认识到了存在于管理与民众之间的利益问题具有三个内在的规定性。他们认为,管理只有正确认识了利益问题的内在规定性,才能处理好管理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使自己所追求的管理事业获得成功。     

沉默的华工和贯通北美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

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和翔实的文献资料表明,19世纪60年代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的建成,在美国历史上竖起了一座走向现代化、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和谐的不朽丰碑;而这条铁路的建设与一个半世纪前远涉重洋来到北美的华工先驱们的伟大功绩是密不可分的.正是这支不畏艰险、勤劳朴素、沉默奉献的生力军,为太平洋铁路的建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欧洲认同和欧洲一体化中的认同问题

欧洲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文化上的同一性,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欧洲认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认同成为欧洲人们的主要和基本的认同.当代欧洲一体化中始终存在是否坚持民族特性/认同的斗争,一体化进程没有取消民族国家认同,也没有形成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欧洲认同.但是,欧洲民族国家的认同发生了变化,变得具有开放和兼容性.这对于当今时代人们对待"认同"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从“社”到“庄”:清代前期山东寿光县顺庄法的推行

清康熙年间,山东寿光县为缓解"大差"负担,将"大差"由轮当制改为下放给各社自理,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民间劈社的窘境。乾隆年间知县王椿在缺少土地记录的情况下,采用"顺庄法"重整地方组织,缓解赋税征收的困境。以百姓实际居住的"庄",取代官方登记的里甲组织"社",作为税收登记与征收的基本单位。同时,这也形成了山东以"村庄"为基层组织的地方社会。因南北土地分布状况的差异,顺庄法在山东与江南显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结果。     

年鉴中图片的作用与把握

年鉴无论对现在还是对历史都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图片是一种最为通俗易懂的视觉语言形式 ,取材来自于方方面面 ,表现方法层出不穷 ,能最真实地记录历史镜头 ,给人以形象直观的感觉 ,因此具有广泛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对年鉴图片的表现形式、图片的作用以及年鉴编辑对图片的处理进行相应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