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对古代瓷窑遗址命名方式的启示

瓷窑命名方式有以古文献记载的内容命名以及按现今地名命名两种方式。采用古文献记载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以窑址所在州县名称命名、以窑址所在的小地名命名、以窑场所在方位命名、以窑场生产性质命名和以督窑官或窑场主姓氏命名五种方式。按现今地名命名的方式多受通行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方式的影响。但两种命名方式都存在混乱的情况。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本文为古代瓷窑遗址命名提出三点建议,强调在窑址命名中注重窑址内涵中的稳定因素和窑址的空间分布范围。     

现代博物馆危机处理的流程与应急机制设计

博物馆危机处理是博物馆发生危机时,博物馆管理者为阻止危机的扩散和继续,减少博物馆损失,维护博物馆形象而采取的控制、处理危机的有效措施。为保障危机处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博物馆必须遵循一定的危机处理流程,设计合理的应急机制。危机处理流程和各项应急机制共同构成了博物馆危机处理的内涵。此外,博物馆危机处理还需要放在危机管理的系统中,加强与其它环节的配合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NSC37/8文件与美国对台政策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不断调整对台政策,杜鲁门政府放弃扶植台独势力、台湾地方当局实现"台湾地区特殊化"的意图,转而重视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的牵制作用。1949年10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NSC37/8号文件——《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显示出杜鲁门政府接受了蒋介石盘踞台湾的现实。该文件的出笼昭示着美台利益的合流,也预示美国维持两岸分离的努力必然受到蒋介石集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影响,显示出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扭转美国策动台湾独立的决定力量。     

古代国家都城祭祀体系与空间模式——以唐长安为例

祭祀是礼制的渊源,国家祭祀是社会礼制中最高礼仪层次,也是以礼为内核的儒教的载体,都城形成了国家祭祀体系中最为完善的地域空间,本文在建构儒教之所以成立的基础上,以唐代长安城为例,探讨了城市祭祀的等级、结构和地域空间体系,认为国家祭祀是古代都城的显性文化现象,是城市上层的精神空间的表达,是传统城市特有的一类精神文化。     

民间信仰的正统化取向——明清广东金花夫人形象的演变

明清时期,地方官绅面对王朝推行正祀礼仪的形势,不时对民间信仰中的神祇进行改造。广东金花夫人作为民间信仰的神祇,尽管起源可能较早,但明成化年间广东官绅的型塑是其传播的重要阶段。之后,对其禁毁的声音与行动不时出现,广东仕宦及绅民顺应时势需要,不断给金花夫人信仰添加正统化的元素,使其信仰在民间社会得以持续不衰。     

抗战时期安徽新县制改革研究

抗战初期,新桂系参考广西经验对安徽县政进行了初步改革。1940年起,新桂系安徽省府推行国民政府新县制,内容包括行政机构调整、民意机关创建、国民兵团编整、干训体系完善等诸多方面。改革所带来的基层政权人员与机构的正规化及对地方自治的有限试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安徽政治现代化,并为安徽省府进行社会动员、坚持敌后持久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制约,改革最终未能摆脱近代中国官治吞噬自治的政治窠臼。     

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几个重要史实的辨析

对于孙中山与海外华侨和辛亥革命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很充分的研究。然而,有关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的几个关键问题,如孙中山加入洪门团体的具体情况、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的行踪、＂华侨为革命之母＂的来源等,学术界却仍然众说纷纭。论文选取相关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加以解读和评析,以澄清以上相关史实和认识误区。     

清宫旧藏景德镇官窑明洪武瓷研究

故宫博物院藏有传承自明代宫廷的清官旧藏洪武瓷67件,其制作工艺和装饰既有元代遗风,又有明代官窑瓷器特点,器物风格具有鲜明的由元至明过渡阶段的时代特征.结合景德镇明洪武制瓷历史背景、洪武瓷研究以及其在清宫中的原藏位置,可知清宫旧藏洪武瓷是景德镇洪武官窑受命为宫廷烧造的瓷器,反映了此时景德镇制瓷风格处于由元至明的过渡阶段,...     

“弃物”的另一面：明代宗室忧国述论

从忧国的维度对明代宗室进行考察,“藩禁”下的宗室沉沦者确实很多,“弃物论”有一定的根据。但“弃物”并非宗室全部,“藩禁”的绳索尚未完全窒息其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不少宗室在朝廷经费匮乏时,捐金捐物,解国家之困;在朝政混乱、国家治理出现严重弊端时,犯颜进谏,或冷静分析,提出治理方案,勇气和才干不输朝中大臣,甚或过之。“弃物”仅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一种,忧国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另一种面相。     

西方舞蹈地理研究进展：从非表征争议到创意地理实践

作为早期非表征理论构建的主要场景,舞蹈是特定想法—行为的表达与实践,有助于探察身体动作在理解和创造表达上的潜能,而舞蹈正式进入文化地理学视域的时期也正好是非表征理论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的挑战接近成熟的关键时期。随着展演的身体成为分析对象以及编舞成为地理研究中新的非表征方法概念,舞蹈作为社会跨学科实践和工具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本文以非表征理论引发的诸多争议为基本背景,力求全面呈现如下两个转变过程：①舞蹈如何从关于身体、展演性、认同等地理学话题,逐渐演变为检测动作节奏、感觉、生成空间的地理实践和方法;②舞蹈地理研究经历如何从批判的舞蹈文化政治学,逐渐转向实践性的展演艺术与创意地理学。文章认为,非表征思想有望用于解决表征之外可能存在的开放性实践难题,丰富调节实践的情感维度,并拓展分析情感交缠的物质主义话语,而转变后的西方舞蹈地理研究对于理解我国现当代文化政治经济的情感属性、思考艺术影响下城市公共社区的差异化也就具有明确的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