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铸就辉煌——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外交走过了60年辉煌的道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外交战略的演变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出击",再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直至80年代的"全方位",演变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这一外交战略演变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中国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在制定和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牢牢把握大局,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萧梁钱范的残留物初步研究

为弄清镇江出土的萧梁钱范是铸造铜钱还是铁钱,或是两者兼铸。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及其配备的X射线能谱仪(EDS),分析了出土的萧梁公式女钱范的残留物。钱范ZJ1的正、反面和胎的点扫描和面扫描分析结果表明,其应为铸造铜钱之范。而钱范ZJ2剖面的线扫描分析指出,其铜含量从正、反表面向胎的内部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布,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这些钱范铸造的是铜钱,而不是铁钱。     

史论交融的地方政制研究新作——读《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

翁有为著述的<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该行政层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历史演进为经,以组织法规为纬,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和行政学的相关理论,对"专区"与"地区"政府的创设、演进、组织、权限、运作方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探析,并得出了基本的历史结论:一是行政组织法制化是国家行政机构健全和成熟的表现;二是行政组织法制是政治社会化的表征和主要路径,是一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赖以正常运作的法制体系,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权威性、合理性、长期性、持久性应以组织法为基础和依据;三是行政区划建制应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为目的.     

险劲挺拔古朴雄强——曾国藩、曾纪泽书法作品考析

湘军著名将领曾国藩是晚清的“中兴名臣”,他不仅在军事上显赫一时．而且在书法上颇有建树。曾纪泽是晚清的外交大臣,他在致力于西学研究和推广的同时还潜心于书法,并留下众多优秀的书法作品。长沙市博物馆珍藏有曾氏父子多件书法佳作,我们经过鉴赏作了初浅的考析,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舆论传媒、社会动员与权益博弈——1922年北京政府邮资加价风波之考察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不断、政权更替频仍,中央权威因之弱化,社会各方纷纷借此机会扩张自己的声音。1922年,在北京政府交通部邮电加价过程中,与国家相应的社会通过舆论“型塑”了一个个身份迥异者构成的暂时利益共同体,这些不同的角色均在舆论引导下完成了各自的表演。同时,事件本身的曲折性又透射出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深层关系。     

欧洲的华人社团与劳力和技能市场(1980-2000)

本文在访问65位华人移民的基础上,分析了华人移民欧洲的拉力因素、华人移民的性质、华人移民的族群经济以及华人社团在协调华人移民内部力量和促进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西汉帝陵昭穆与陵位探

西汉帝陵是中国古代各王朝中规模最宏伟的帝王陵墓群,九代君主十一座帝陵,无不封土高大,陵园恢宏,加之诸帝后陵与王公大臣星罗棋布的陪葬墓,使得渭水两岸古塬上高丘累累,巨冢连绵。悠悠二千年之下,后人面对这些陵墓,且不说地面之下掩藏的复杂建筑和丰富的葬品,仅一座座巍然如山的封土,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实际上却互相渗透,《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黔中王门论考

黄宗羲仅认识到王门或王门之外存在“所见而复失去者”的缺憾,而并未意识到一些重要地域的遗漏(如黔中王门)或虽有其名但无其实(如闽中王门)的缺失。实际上,后者的遗漏和缺失要远多于前者的缺憾。黄宗羲不重视黔中王门,与阳明高足钱德洪有关。对黔中王门的评价,最好以阳明的最早弟子徐爱所言为据。日本学者永富青地新近发表的《上海图书馆藏<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について》一文,为黔中王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依据。阳明在黔中做的主要事情,是普及文化教育,而不是为了王学的传播和门户的扩张。阳明去世后,贵州曾刊刻过《居夷集》、《传习录》、《文录》、《文录续编》等阳明的各类著作,这是黔中王门对阳明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浅谈创新《琼山市志》(1991～2002)篇目的体会

本文结合海南省第二轮《琼山市志》的编纂实践,以首轮与第二轮志书相互照应、相互比较的方式,从第二轮志书篇目设计的时代性、与前志的衔接、对社会敏感问题的处理三方面谈了志书篇目的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