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儒兼容的社会文化

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住置造就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在这里,佛教和儒学相互并存,共同发展并走向融合。寺院内教授与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佛界高僧尚儒之风流行。而当时社会倡导的“忠孝”思想风气,则是佛儒共同宣扬的内容,虽然具有为王政服务的共同色彩,但二者在这一方面却得到了最好的协调与融合。     

My Sufferings and New Life [Ⅱ]

The red Hans come
All sufferings had come to an end at last. In the winter of 1951, exciting news spread over the grassland： the red Hans had reached Lhasa.     

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考——以《窦奉高墓志》为中心

前人对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撤治说"和"设治说"。河北省磁县出土的《窦奉高墓志》记载窦氏在北齐时期被授予"邯郸县伯"的爵位,为"设治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清代阿拉善蒙古与甘州、凉州二府的划界纷争及边界调整

清康熙年间,阿拉善蒙古归附清廷后,与河西府(县)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划界纷争。该文利用档案、地方志等相关文献资料,对清代河西走廊北部汉蒙交接地区的凉州、甘州二府与阿拉善蒙古边界纷争事件的过程、起因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了在此事件处理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清代以来河西走廊北部边界的变迁,不仅折射出传统社会政治大环境的改变,而且也是区域农牧经济互动消长的反映。     

良渚文化玉琮及相关纹饰的文化隐喻

良渚文化中一种典型、奇特,且颇具神秘色彩的器物——玉琮,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迄今为止,关于它的研究文章,数量已经相当之多。有关玉琮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其形制、纹饰、源流、年代、功能、工艺等方面,观点多样,迄无定论。笔者近来对玉琮也略有思考,发现玉琮的形制、神人     

《郑子家丧》与《铎氏微》

《郑子家丧》与《铎氏微》竹书《郑子家丧》是一篇战国时期的《春秋》学佚籍。全篇记述楚、晋邲之战的原因与经过,弘扬了楚庄王的霸业。其文本脱胎于《左传》,应属楚威王傅铎椒所作之《铎氏微》。此书见载于《汉书·艺文志》,久已失传,今复重见,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文中对竹书内容进行考释,并就其文本属于《铎氏微》提出证据。     

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罗让碑》是反映唐末魏博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唐末魏博的多次变乱,反映出魏博内部军将阶层与牙军之间的矛盾,牙军自利与保守的性格,使魏博在唐末乱世中失去了扩张的动力。神道碑是唐王朝确立君臣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碑志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及文化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中晚唐河北的巨型碑志成为藩镇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认同的工具。《罗让碑》建立的前后因果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罗弘信出身低微,有意在碑文中宣扬唐廷的恩遇,并造作符谶,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罗让碑》形制上僭越与文字上恭谨形成的对比,忠义意识传播与藩镇半独立地位之间的张力,都反映出中晚唐河北政治文化的复杂内涵。     

《遼史·曆象志》溯源——兼評晚清以來傳統曆譜的系統性缺陷

《遼史·曆象志》較爲系統地保存了公元907—1125年的朔閏記錄,其中包括一份完整的北宋曆表,在文獻學和年代學上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這些記錄的史料來源便是本文重點討論的內容。由晚清汪曰楨開始建立、並由陳垣最終奠定的近二百年來通行曆譜,存在着兩大缺陷:一是推步依據本身存在某些漏洞,二是曆譜推算結果缺乏歷史文獻的校驗。本文在梳理《遼史·曆象志》史源的基礎之上,對晚清以來的曆譜系統作了全面的檢討。     

符号化的空间与空间的符号化——网络实体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扩散

本文以消费社会和网络社会为背景,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出发,运用符号学方法,对南京"淘淘巷"网络实体街区这一消费空间的建构与扩散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符号是消费空间特色塑造的重要路径,但消费空间的扩散并非简单的符号复制过程。揭示了网络实体消费空间作为一种半组织性的社会空间,其内涵的社会关系和运行的内在机制才是它得以存在的内因。网络实体街区这一消费空间是一种超越符号的存在,并非完全归结于符号的消费。     

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南徙路线重建——兼论江淮地区的“廊道”性

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的南徙之旅呈现东西两途。西线去往宁镇地区,即禹会-牛头岗-江宁点将台和高淳朝墩头;东线前赴环太湖流域,即禹会-南荡,至江阴花山,再东去松江广福林。在其南徙的过程中,江淮是必经之道。江淮属于"廊道"地区,一方面,它的连通性给区域间文化交流带来便利;另一方面,这一开放的区域又易引来外域强势文化的干扰,导致本地文化受损。众多的能流、物质流、信息流,都以高密度、高流速和少停留的方式从此通过,从根本上决定了廊道地区相比于稳定的文化母区,不可能凝聚和沉淀起深厚的文化底蕴,导致江淮地区的社会进程出现断裂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