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跨湖桥

在《跨湖桥》考古报告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浮选、孢粉和非孢粉微化石、PIXE技术和拉曼光谱等多种分析手段,对跨湖桥遗址的人工制品和生态物进行了分析,复原了当时人类的居住环境及变迁、古食谱和制陶技术,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探讨了先民的生存方式。文章认为,8000年前跨湖桥的富裕环境很可能促使复杂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并出现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而水稻栽培和猪的驯养很可能与这类社会常见的仪式和宴享活动有关。     

秦牧苑考

秦养马业十分发达,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建立了官营养马牛牧苑.从出土秦简知:秦牧苑称公马牛苑,分设于县内;牧苑管理机构分为中央-县-公马牛苑三级,苑内总负责人为苑啬夫,下设有苑计等苑吏;为保证公马牛的牧养质量,国家还组织有游牧各县的大牧群,且制定了种种保护公马牛的法令.     

商前期青铜斝的制模工艺初步研究

制模是青铜铸造工艺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关键工艺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献记载的缺乏,考古实物资料的限制,严重影响了学界对陶模制作工艺的认识。近年来,我们通过对大量青铜实物的细致考察,发现大多青铜器上都有明确、整齐的范缝。为研究夏商之际的范铸技术,我们对商前期青铜斝进行了模拟制备,发现分型制模才是其制模工艺的主流,用此种工艺制模更加符合器物上的范铸特征。     

魏晋时期帕米尔地区“权于摩国”和“于摩国”两国考

由于魏晋南北朝之时史书关于西域记载多有谬误,所以致使研究本时期的西域交通时困难重重。通过具体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此处对于"权于摩国"和"于摩国"的记载是有问题的。本文所讨论的"权于摩国"和"于摩国"就是此时期史书因记载情况不同,造成混乱的反映之一,笔者试图通过文献中关于具体路线和里数的甄别,论证出"权于摩国"和"于摩国"在历史记载中不应该被混谈成一国,而是两个小国。     

京军与明代京城的宫殿庙宇建筑

京军本为守御京师(畿)而设,但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皇亲贵戚的生活越来越奢华,京城内的工程修建越来越多,大批京军被抽调借拨到建筑工地,一部分京军竟然演变成职业建筑工人。京军参与修筑的建筑物主要是宫殿庙宇。京军修筑虽然组织方便、节省费用,却严重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军队的衰败,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

古人对黄河清有“祥瑞之兆”和“不祥之征”两种观点。黄河澄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却又不可能出现在正常条件下,它有其内在的规律。只有当流域内大范围出现异常情况,如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时,才会导致黄河河水变异,出现黄河澄清的现象。黄河清是干旱和黄河断流的前兆。同时,黄河清还与社会政治、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奇异的化与社会现象。     

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

明至清前期,随着海外关系的变化,史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前期,皇朝海外关系是建立在“宣威柔远”政治目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因郑和一下西洋”的活动达到高潮,史学则因此出现了几部反映这种海外关系特点的著作。晚明,倭患问题与私人违禁进行海外商贸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权衡利弊,皇朝开始改变初期的海禁政策,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与中国开始发生直接的接触;随着传教士“精神狩猎”的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展开。这些海外关系的特点,都在史学中得到体现。清前期是海外关系大倒退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偃息,史学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

秦汉时期共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为尧后说,以及董仲舒所创三统说。秦到汉武帝时,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占政治史观的主流,汉昭帝以后则被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代替,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在汉武帝时形成,此后便和五行相生政治史观平行发展。这三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后山逸诗笺》禅源举隅

《后山逸诗》几乎占后山诗的三分之一,由于历史原因．很少有人为其作注。而且宋人,特别足江西诗派作诗,喜欢“以学问为诗”,涉及面很广。全面注释其作品,目前以个人之力难以达其的旨。笔者选其巾与禅理密切者．将禅门故实检出,并稍加训释。     

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地理略说

公元前110年,西汉王朝在海南岛设珠崖、儋耳二郡,标志着海南岛被正式纳入王朝的版图。公元前46年,汉罢珠崖郡,以朱卢都尉属合浦郡。此后的580余年,海南岛或保留县级机构,或以海南岛属合浦郡徐闻县。南北朝时的梁王朝在海南岛设珠崖郡。从此,历代王朝在海南岛又重新恢复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