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旅游空间不正义及其“住改商”制度症结——波兰尼嵌入性视角下的西江苗寨实证研究

中国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社区脱贫致富和空间不正义的一把双刃剑,而后者尚未引起学界和政界的足够重视。文章基于波兰尼嵌入性理论,分析揭示了乡村社区旅游"住改商"制度的脱嵌路径及其空间不正义的作用机理,并通过现场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定性定量方法,对西江苗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旅游经济的脱嵌是乡村社区旅游空间不正义的直接原因,而乡村旅游"住改商"制度的脱嵌则是其制度根源;波兰尼嵌入/脱嵌的经济及其制度区分,对于我国现阶段乡村旅游兼具农耕经济的嵌入与旅游经济及其制度的脱嵌矛盾面向极具解释力;对乡村社区旅游"住改商"制度实施反"脱嵌"制度安排,是破解乡村社区旅游空间不正义的有力举措。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中有重要的作用 ,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 ,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 ,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 2 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它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论城市旅游形象塑造——以武汉市为例

本文针对我国城市旅游形象的现状与问题,阐述了如何从理念定位、视觉强化和宣传推销三个环节来塑造城市旅游形象的观点,并以此为依据,对武汉市旅游形象塑造进行了设计。     

权威善治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谋求适合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治理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权威善治视角,探讨陕西省袁家村发展旅游以来治理结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体扮演“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并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生角色变迁。(2)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双轨”治理演化。其中,利益相关、产业规模扩张和制度安排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对现实的启发是,发挥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动作用,将有利于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香港西贡沙下遗址发掘简报

西贡沙下遗址位于新界东部的西贡街区北部,东经114°16′、北纬22°23′。南与邓肇坚运动场相毗连,东为西贡海边堤路,西、北部有西贡通往黄竹湾方向的大纲仔路环绕。遗址所在地为一相对平坦的开阔地,其西约2公里处有海拔     

深化广东地域文化的研究

珠江奔流,浩浩荡荡。日寸间流逝,却悄然无声。日寸间逝而不返,湮灭生灵,带走风物,留下的只是文化遗迹和一些经典。无论何种地域都是如此。     

江苏溧水神仙洞动物化石的铀系年代

神仙洞是江苏境内最早发现人类化石的地点。报道该地点动物化石的铀系测年结果,4个样品230Th/234U年龄范围为7～109ka,测定了其中2个样品的227Th/230Th年龄,结果与230Th/234U法的一致,支持年代数据的可信度。暂将神仙洞含化石堆积的年代定为7～109ka,跨度至少100ka,应比原认为的整体距今～10ka合理得多。但洞穴地点骨化石铀系年代总体偏年轻,上述年代范围很可能被低估,含化石堆积底界因此更可能属中更新世晚期。人颞骨化石被认为出土于第I钙板层之上,应为晚更新世末期或全新世早期。用Gamma能谱铀系或AMS14C测年,应可进一步确定人化石的年代。     

纸质文物的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应用研究

对纸质文物的科学认知是保护这类珍贵文化遗产的关键。本研究将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Py-GC/MS)技术应用到中国传统的四类典型手工纸(竹纸、麻纸、桑皮纸和构皮纸)的分析中,结果表明竹纸中苯酚类物质含量较高,桑皮纸和构皮纸中含有大分子三萜类特征物(如β-香树脂醇、α-香树脂醇和豆甾-3,5-二烯等物质),而麻纸中则无此类特征物——利用这些特征化合物可以区分竹纸、麻纸和桑皮/构皮纸。将这一成果应用到一副清代蜡笺纸对联的分析中：确定了该书法用纸为皮纸(桑皮纸或构皮纸);检测出长链脂肪酸和醇类物质,表明蜡笺纸的制作使用了蜂蜡;检测出吡咯及其衍生物,表明该书法蜡笺纸装裱时所用的胶结材料为动物胶;另外检测到了生物碱类物质,表明该蜡笺纸使用了植物染料。综合以上研究表明,Py-GC/MS方法不仅能够确定中国传统纸质文物的纤维来源,同时可以确定纸质文物上蜡、胶结物及染料等信息;结合传统的赫兹伯格(Herzberg)染色法,进一步确定了皮纸的具体种类。蜡笺纸文物材料信息的检测识别可为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此研究方法为纸质文物的科学认知提供新思路。     

《广舆记》与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城址经纬度推定过程研究

近代欧洲刊行的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对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新图志》的地图与图说主要是由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基于返欧时随身携带的《广舆记》编制的。通过解读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的《广舆记》“工作本”上的卫匡国亲笔批注,结合适当推理,可以尝试重构卫匡国在工作本分省图上推定城址经纬度的方法与过程。卫匡国仅以极少量控制点的实测或预设经纬度值为基础,为其余一千七百多个城址做了经纬度赋值,这是其制图的核心步骤。虽不具备充分“准确性”,却成功地将中文分省舆图有效地转化成符合当时欧洲制图业标准的西式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