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

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搞"大三线"建设的同时,上海为了建设后方基地,积极在江西、安徽等省开展"小三线"建设,曾陆续在安徽省皖南地区设立80个"小三线"企、事业单位,为当地的工业建设奠定了基础。80年代,中国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压缩军工产业,上海将"小三线"企业资产无偿交与当地政府管理,当地政府将这些资产大部分用于国营、乡镇企业的改建,取得了巨大效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国有资产转移、改造,对于当前防止国企改制、资本重组过程中的资产流失,发挥企业最大效益,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耀州窑宫廷瓷赏析

耀州窑是我国的历史名窑,耀瓷不仅在民间有广阔的市场,也曾被当时宫廷、官府看中,令其作为“贡品”上贡朝廷作御用器。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有耀州华原郡上贡瓷器五十事的记载。《宋史·地理志》陕西条载：“耀州……宗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贡瓷器”,前后约有数十年上贡历史。在耀州窑遗址发现的五代时期的“官”字款标本、宋代的龙风纹残片以及有些器底刻划“龙”字标记的器物,     

对第二轮志书编纂的一些新认识

第二轮修志全面启动,伴随着修志实践的深入发展,人们对志书编纂中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不论是修志的目的和意义,还是修志的原则和方法,一些新的见解不断展现：一是修志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性工作;二是修志是对历史的再梳理、再认识、再借鉴;三是志书编纂要坚持明确主旨、抓住主线、突出主体三个重要原则;四是修志应从研究时代背景开始;五是要认识到篇目设计具有指南、提纲、目录三个作用;六是资料是志书的基础,要对资料进行审核鉴别,分清主次真伪;七是志书编纂过程中应修用并举。     

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

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为学术界所乐道,甚至被赋予诸多象征意义.1949年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蒋胡关系,既是大陆时代的延续,也有在台湾时空环境下新的特点.蒋介石在台湾时期日记的开放,为研究二人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资料.蒋介石与胡适均记载了他们交往的经过与彼此观感,但相异甚大,往往是"一个事件,各自表述".蒋介石在日记中痛骂胡适与在公开场合下对胡的"礼遇"形成鲜明的对比,背后的玄机,令人深思.     

中国铜元收藏与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下）

五、衰落与延续(50-70年代的国内外情况)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钱币研究事业冷淡下来了。唯一的成果就是50年代彭信威先生耗尽一生心血编著出版的《中国货币史》,其中谈到铜元的文字,不超过900字,约当全书百分之一的篇幅,然而作者强调了中国铜元的特性和特殊历史地位,认为铜元“在中国钱币史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但这个设想,一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论述。此后整个钱币学的研究随着钱币收藏的衰落而衰落了。在中国钱币收藏与研究事业停步不前的六、七十年代里,世界各地对中国钱币的收藏与研究并没有中断。在50年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何处“显”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当前的主要实践形态,有着自己独特内蕴。从它产生的境遇来看,中国正处在由生存危机、制度危机和开放危机转向发展危机、体制危机和封闭危机的转折期;从它分析问题的立意来看,它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浓厚的现实意识和兼收并蓄的对话意识;它在解决问题的着点上,既注重整体立意、全局着眼,又强调把握原则,灵活运用,着重创新,强调踏实稳重,分步按阶,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协调性、自主性和阶段性。     

一部导引性文集——读朱佳木新著《地方志工作文稿》

朱佳木同志把他有关地方志工作的文稿集结出版,这是我国方志界的一件喜事。朱佳木同志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专家,在历史步入新的世纪,中国的文化事业需要适应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而开创新局面的时候,他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成为承上启下,推动我国地方志事业深入发展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员。     

乡村权力文化网络中的"社"组织研究--以晋南万荣通化村、荣河村和河津西王村为例

一、前言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文化呈现着多元互动的组合模式.对于中国农村,既不能从主流政治的立场把它简单地界定为国家权力的基层组织,也不能从纯行政区域的眼光看待其空间组合,而要从历史文化变迁、人文地理状况等多方面深入考察不同区域的社会文化特征.我们在晋南万荣、河津等地的田野调查中,就深刻地体会到不同区域乡村组织的复杂性.“社“这一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民间组织,在其他地区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在河津、万荣以及与此隔河相望的陕西韩城、合阳却还存活着,而且正显示着实际的社会功能,这引起我们对当前乡村民俗组织的结构特征、存活形态、运行机制等问题的浓厚兴趣.经过考察,我们发现“社“这种民俗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地域内显示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因而在乡村社会中也表现出相异的民俗特征,它作为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交织点正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铜元收藏与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上）

一、前言中国铜元诞生于1900年,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间经历了清朝晚期、中华民国时期,极少数地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有铸造和流通,其历史不可谓不长。近现代的中国铜元,反映了近现代的中国货币制度,而且实物存世丰富,可惜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史学界的重视,近代史学界也只是从总体金融货币史的角度偶尔提到一些铜元铸造与发行情况,还往往犯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错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国铜元收藏与研究的历史过程,并希望通过对前人成果的分析,找到某些对当代收藏与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研究…     

南宋杭州的开封宫观——宗教文化转移之实例研究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empire moved south from Kaifeng to Hangzhou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resulting in some of the Daoist temples that were originally in Kaifeng to be re-established in Hangzhou. These reestablished temples were, for the most part,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politics. They were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ontinuation and legitimacy of the imperial regime and were a psychological confirmation of the safety of the regime and the imperial household. From this we can see, in the midst of religious cultural changes, how the basic cultural factors were interrelated with particular believers. Translated from Sichuan Daxue Xuebao 四川大学学报 (the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2006, (3): 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