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

近代边疆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既是学术研究内在学理自然发展之结果,也与当代社会各界关注边疆问题的历史性反思有着密切关联。对近代边疆史的研究,既不能割裂其与古代边疆史的延续性,也不能拘泥于断代史的话语诠释;既不能忽略边疆问题的殊相,也不要陷入地方史的思维;既要有纵向的深入思考,也要有横向的宽广视野。须从整体思维出发,在全球史视野下审视近代中国边疆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秩序重构的复杂关系,以国家史观念从全局上把握近代边疆问题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密切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     

明代上洛县主墓出土彩绘木质文物的保护与研究

2007年6—7月,在位于西安市长安县北里王村村东的上洛县主墓中,出土了一批色彩鲜艳的彩绘木俑。因该墓葬曾遭受早期盗扰,出土时木俑较为凌乱摆放在墓室前厅,原来的摆放位置已被扰乱。出土的彩绘木俑均有不同程度的腐朽,其中部分彩绘木俑保存较完整,部分有残缺;整体彩绘保存相对完整,局部有脱落现象。由于长期遭受墓葬环境的影响,所有的彩绘木俑出土时都处于亚饱水状态,而且机械强度较低,没有彩绘或彩绘脱落部位的木胎外观变黄、变脆。这批木俑的木俑颜色鲜艳、姿态各异,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明代民间的宗教信仰,以及葬丧习俗也颇有裨益。为了保护这批珍贵的文物,通过对比试验研究,采用自然脱水法使其脱水定形。使用3％PrimalAC33的水溶液对其彩绘层进行加固保护。同时,在保护处理的过程中,通过显微观察以及一些科学分析手段,对这批木俑的制作方法、装饰材料及工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研究。     

宗教对社会工作的启示——基于中国民间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宗教与社会工作都具有“助人”的功能。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看,无论是制度化宗教还是分散性宗教,都具有许多值得社会工作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其主要体现在以行善和奉献为特点的价值观、本土化的助人方法、教内互助和社会慈善相结合的制度以及宗教场所接近社区的空间分布形式等方面。宗教在中国民间社会长期而有效的“助人”经验,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值得利用的资源。     

京、津、保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讨论与思考

本文回顾了学界对京、津、保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与讨论。在总结以往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些新的线索,进一步证实了雪山二期文化不是燕山以南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源头,京、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主体是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保定地区则为先商文化,该地区作为南北方文化的重要交流孔道和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在南、北、西方考古学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结构。     

近20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三线建设是中国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以交通、国防科技和基础工业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基本经济建设。近20年来,关于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实施、评价以及与当前西部大开发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无论在文献资料的公布方面,还是在相关问题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通过梳理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可看出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学者们继续挖掘档案资料、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并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以促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清康熙瓜尔佳氏诰封试析

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藏有一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民间收集到的清康熙瓜尔佳氏诰封。这件诰封是康熙帝赐与正黄旗五品官员以上的文告,绵绢本,手卷两端开头有标题,左为汉文,右为满文,满、汉文格式和内容均相同,均为直书。诰封内容为康熙帝对瓜尔佳氏的推恩令,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到康熙帝初期亲政到执政期间发生的几件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实物史料。     

傩文化杂说

在浩翰的中华民族民间化遗产中,“傩”作为中华化极其重要的一种化现象,它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系实在太深太远了,它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史的见证。     

昆明版《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略述

<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是清初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刘智的重要著作.关于昆明版<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此前只有白寿彝先生数次撰文提到:"关于回教教义的概要,可看刘智著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有成都、广州、镇江、昆明等处刊本)",①"智所著书,版本最多,广州、镇江、成都、昆明、北平、上海等处均有一种或多种书的刊本或排印本."②"今<天方性理>有成都刊本,昆明刊本,马福祥排印本;<天方典礼>有成都刊本,广州刊本,金陵丛书本,金子云排印本,马福祥排印本,文通书局标点本."③"在这四个本子(指成都刊本、广州刊本、马廷树铅印本和马福祥铅印本--引者)外,听说镇江和昆明都有刊本,但我还没有见到."④     

讲政治与讲真实

在志书编纂当中,有一个普遍存在、大家比较苦恼、也绕不过的问题,就是讲政治和讲真实的关系。人们都说,实事求是是编修志书的根本性原则,也是我国修志的优良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也不例外。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从客观上讲,需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具有一定支撑力的经济物质环境。从主观条件看,有些是属于制度性制约,有些则是一些领导人认识不到位,思想偏于守旧,不开放,或因利益关系的牵扯,不愿讲真相、写实情。应当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这些方面有了根本性好转,民主、法制、明、富裕、和谐等都成了我们治国的理念,成为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主要内容。但是,也应看到,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化和物质条件还不可能那么宽松,特别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化制度改革还不到位,还存在某些局部难以求真求实和有意弄虚作假的环境条件。加之我们的一些编纂在思想、品德、化素质、认知能力以及编修经验等方面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都是讲真实难的一个原因。但目前,对多数人来说,最重要也是急需解决的是在政治性和真实性关系上的认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