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民俗学理解日常生活的新视野

集市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商品交易形式,也是地方社会生活在空间上的浓缩。以流动为特征的集市为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表述、民俗关系的搭建与互动提供了场域,是区域性生活实践、文化变迁和社区整合的动力源泉。民俗学对集市中民俗事象、时空特征和实践活动的关注,可在超越村落边界的基础上,透视人群交往、文化交流和物品交换之间的关系,从而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视野,深化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提升民俗学理论方法的活力;同时,民俗学的学术关怀可以进一步充实集市研究的生活感、文化性与应用性,丰富有关集市当代转型和乡村社会建设等议题的讨论,体现学科服务社会发展的现实关切。     

新世纪以来德国历史研究趋向刍议——以历史学家大会为考察对象的分析

新世纪以来德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趋势,部分体现在两年一度的历史学家大会分场话题的量化分析与初步定性描述中:在问题意识上,对于身份认同的追问仍然体现出延续性的特征,不过在结构方面却已显现出多元化的特质;在理论与方法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社会(结构)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仍在持续,但跨学科的交融态势已经日趋明显;在研究视角上,伴随全球化浪潮而来的,是全球史的再度复兴和各类实践;在历史传授方面,德国历史教育学紧跟整个历史学的前进步伐,而且还慎重提出了"史学公众化"的命题。     

骑兵建设推动养马业的发展--战马马源之分析

战马是有条件的:它应当是乘用型的、适龄的骟马.战马质量关系到骑兵安全乃至战争胜负,战马数量和质量制约军政势力的消涨.在军事活动中战马的损耗量特大,要想保持强大的骑兵力量,必须随时补充战马.为此,人们努力拓宽战马马源,但从根本上解决马源问题,还在于发展养马业.骑兵建设从多方面推动养马业发展,这是骑兵史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     

曹昭《格古要论》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的比较

明初曹昭根据家藏和所见古物撰写《格古要论》,开创了古物赏鉴类著作的先河和体例。明代中期王佐对此书作了大量的增补,即《新增格古要论》,但因其杂抄而不受重视。本文从版本、作者、体例、内容几个方面对二书作了详细的比较,分析了其学术价值,并着重强调了王佐新增本的意义。     

南宋帝陵攒宫的形制布局

南宋帝陵攒宫的形制独数一帜,由于其遗迹无存,故历来都以南宋周必大《思陵录》为主要研究依据。本文作者据此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南宋各帝陵攒宫的相对方位、攒宫选址的风水理念、攒宫的构成要素与下宫的方位、上宫和下宫的形制及规模等,进行了再次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此外,通过比较研究,作者又阐述了南宋攒宫与北宋帝陵的营陵理念和陵寝规制一脉相承的关系,并进而指出南宋攒宫的形制和新出现的构成要素对明陵的形制布局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世界邮驿史上的奇迹：河北怀来鸡鸣驿城

“绝塞参天一柱奇,东南城阙恰相宜”,清初邵嗣尧题咏鸡鸣山与鸡呜驿的诗句,对这座仅距北京140余公里、怀涿盆地西北盆口的古驿城独特的景貌作了精彩的描绘。如今,当年绕行鸡呜山的古驿路,同分列其南北的京张铁路、公路,并存于洋河北岸、鸡鸣山前。     

殷墟四合院式建筑基址考察

对殷墟某一区域建筑基址的大面积揭露,在殷墟考古上是极为难得的.这次发掘出来的六排四合院式建筑基址,排列有序,建筑形式相同,布局严谨,规划设计明确.但规格和等级明显偏低.它很可能是商王室下属的一处重要官邸或是殷商时期某一阶段某个族的核心建筑遗存.其始建年代应在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早阶段,毁弃时期应在殷墟文化第四期晚段,即武王灭商及其以后时期.     

弘扬历史研究中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之争,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民族精神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历史积淀,民族精神具有超强的社会整合功能。历史发展和历史研究中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于提高文化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着重要作用。     

明代印章印奁赏析

我国篆刻艺术源远流长。考古发现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经使用印章,及于秦汉时代,玺印已经盛行,汉印的成熟引领了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篆刻艺术。魏晋六朝的印章,还保持着汉印的风格,以实用为主。隋唐至宋代,印章艺术却并没有得到发展。相反,由于以往佩印习惯的消失,私印很不发达。官印较多,印文篆写得屈曲盘旋,篆文也时见谬误,     

遗传基因技术与三峡考古实践

遗传基因技术是新兴起的前沿学科领域,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三峡考古的实践在国内还是首次。本通过对重庆库区石地磅汉代墓地出土人类遗骨基因的采样、测试和分辨,得出了墓主人可能是南方土居民初步认识,这一认识与考古类型学分析结果可以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