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斌静案"看清代驻疆官员与新疆的稳定

1819年发生在新疆天山南麓喀什噶尔的“斌静案”,诱发了1820年的张格尔之乱,造成了新疆长达8年的动乱,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本文力图叙述“斌静案”以及清政府的处理过程,论述这一时期新疆官员的素质及其与新疆不稳定和变乱的关系。     

韋軒李公考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劉文正公》史料來源之一爲韋軒李公撰《文集序》,而"韋軒李公"究爲何人,尚不見有人探究。熊夢祥著《析津志》(已散佚,今有輯佚)及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順天府志》(殘本),均有"幸軒李槃"的記載。作者以爲"韋"與"幸"字形相近,"幸軒"極有可能是"韋軒"之誤,"韋軒李公"很可能就是李槃。本文對此作了分析,並對李槃相關史事作了考察。     

赋役制度与政区边界——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

在湘鄂西地区,从明初至清雍正年间,土司、卫所等特殊形式的政区与经制州县政区在地理空间上都是彼此毗邻乃至交错的。不同类型的政区意味着不同的赋役制度与管理方式,在土司、卫所与州县势力彼此消长的背景下,更导致了种种土地纠纷与赋役规避问题。清雍正间,通过改卫归流与改土归流,三者之间的土地与赋役纠纷随着卫所、土司的取消与州县政区主体地位的确立而逐渐消弭。     

关于方志科学性问题的再思考

科学性是新方志的根本追求,这种追求是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为特征的。新方志应该是记述地方历史发展与现实情况的科学著作,而不能只是资料的汇集;应该具有现代科学背景下的思想性,而不能只是前人认识的搬运;应该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但不能片面追求客观而排斥在现代科学方法支持下的主观认识。否则,新方志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就会落空。     

康熙朝后期的铜政改革与内务府官商

康熙朝后期,清政府尝试铜政改革,即以内务府官商承包办铜的形式,尽可能多地获取来自日本的原铜,铸造新币,从而达到驱逐民间杂币的目的。内务府官商在实际的办铜过程中,尤其在宫廷政治的影响下,形成了王纲明等六家办铜的局面。铜政改革在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官商大获其利。然而,在1715年日本长崎方面推出了限制原铜出口的正德新例后,办铜趋于困难,官商积欠累累不敷偿还,官商办铜难以维继,复归官办原局。在办铜一事上,国际局势的骤变,对康熙帝的处置策略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围绕官商亏空案,康熙帝与户部在围绕追讨官商亏空追缴问题上又起纷议。康熙帝的恣意决断,虽也有其深意考量,然其对内务府及下属官商的宽容,终不免客观造成内务府内库侵凌户部国库的恶例,它实际体现出的是清朝君主高度专制下财政在运作上的一个恶痼。     

北京地区道教考古中石刻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道教石刻文字材料从唐代一直延续至元明,是了解、研究道教在北京传播、发展的重要史料,也是判定相关遗迹的重要依据。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石刻资料尚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远不及流传下来的碑刻材料。本文对北京地区考古中发现的道教石刻材料进行了梳理,并略作考述。     

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的回顾——访问M．普里斯维奇教授

孟广林（以下简称孟）：普里斯维奇教授,您好!欧美史学界特别是英国的史学家对中古英国宪政史可以说隋有独钟,令人瞩目。您能简略地介绍一下英国史学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动态吗？     

韓國假傳體小説中“酒”形象的演變及其儒學藴涵

韓國假傳體小説中,"酒"的擬人化形象屢屢出現,並經歷了一個由中立形象到正面形象再到負面形象的演變過程。這一演變體現了"酒"形象在小説中不同的象徵意義與儒家思想内涵,而這些不同時代小説中對"酒"形象的差異化塑造也印證了儒學在韓國的發展歷程。     

方志文化部类编写的目的与意义

方志是一方之全史,记载地方文化的发展及其成果,当是其应有之义。现代方志中的文化部类仅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即文学艺术与学术思想。传统方志对这部分内容的记载,主要是辑录地方文献和编辑地方文献目录。当然,也有通部志书靠纂辑文献资料成书者。地方文献是反映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必要参照章学诚“三书体”的做法,科学地辑录地方文献。但是,新方志更重要的是按照现代学术方法对地方文化发展进行系统记述和总结,反映地方文化及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规律,建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和价值观。     

唐《韦曙墓志》考释校补

韦曙是唐代宰相韦执谊之子,墓志由其弟韦昶撰写,提供了韦执谊家族及其诸子情况的珍贵资料。结合《韦曙墓志》与传世史料考证可知,韦执谊家族对于光大门楣有着强烈之渴望。其长子韦曙,三十六岁始登科入仕,由州郡幕僚至左拾遗、尚书省郎官、尚书右丞、京兆少尹、太常少卿,历常州、郑州、苏州、福州、广州等地刺史、节度,终官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韦曙兄弟六人,至韦曙去世时,唯韦昶与韦绚在世。昶与绚为兄弟二人,可破历来以绚为昶改名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