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都市圈整合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都市圈整合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区域合作与协调,发挥都市圈整体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有效整合乌鲁木齐都市圈对新疆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文章通过对乌鲁木齐都市圈整合的必要性的分析,提出了通过观念、产业、行政区划等具体整合措施,消除都市圈目前发展中的主要障碍,更好的促进乌鲁木齐都市圈的发展。文章的最后,结合现实状况指出了乌鲁木齐和昌吉将率先实现一体化发展,经济区将逐步形成以及圈内基础设施将日益完善等主要发展趋势。     

关于姚永朴《史学研究法》的认识

《史学研究法》是桐城派晚期学者姚永朴系统阐述其治史理论与方法的专著。从姚永朴所论史学的意义与功能、史著的体例、史文的古今奇偶繁简曲直之分,以及使用比较浅显的文言文形式等方面来看,其《史学研究法》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也是对当时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所做出的回应。     

农民战争补说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视野新颖论证扎实的区域社会经济史新作--《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评介

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决策层与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现实问题的研究而追溯历史渊源,涌现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温锐、游海华著)一书,以农村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广大农民的流动为切入点,依据大量而翔实的史料,对20世纪     

吴汝纶医药观的文化表现及成因简论

吴汝纶的医药观,明显地表现为对西医西药的笃信、热衷乃至迷信,对中医中药的非信、排拒乃至诋毁,呈极端化、绝对化、情绪化的偏执.这既是构成他中西文化观的一个侧面,又与他中西文化观的整体情状不相协调,是其中一个扭曲了的特殊环节.究其成因,既受着特定环境因素的影响,更缘于其个人文化素质条件的制约.     

对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碑刻入藏年代的再认识

对麦积山石窟133窟造像碑的入藏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通过对洞窟内部墨书题记内容的认识和解读,并结合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再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是在北周武帝灭佛时期僧人们为了保护这些造像碑而放置在高层洞窟中的.     

目录学视野下的《论语》变迁

伴随《论语》在儒家经典的地位的上升,以目录学为观察视角探析《论语》在众多的目录著作中由最初的＂经之附庸＂,逐步发展为一个固定类目,梳理《论语》类目在目录著作中的分合衍化,在经过了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宋、明清四个阶段后,由《论语》类目发展为＂四书＂类目的脉络。     

基于分布式光纤传感的文物保护全过程应变监测方法

文物保护中的安全监测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为了确保具有千年历史的独木舟从出土到馆藏过程中的结构安全,提出了采用分布式光纤传感的全过程应变监测方法。首先结合工程实际情况,确定整体分布式光纤监测方案,优化了光纤的布设方法。通过分布式应变监测数据评估了加固保护和翻转过程对舟体的影响。监测结果表明,分布式光纤传感能有效地捕捉各过程的结构应变变化,分析表明该文物保护过程中舟体处于安全状态。实际工程应用也验证了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在文物结构安全保护过程中的有效性,该方法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能有效提高现有文物挖掘保护水平。     

民国时期的宁苏纠纷与省界调整(1927—1936)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南京与滞留市内的江苏省发生严重利益冲突。市方为解决问题提出扩大市区、重划省市界线,由此引发涉及划界之江宁县民的强烈抵制,使得双方原本单纯的行政和经济利益博弈因掺杂勘分省界更加复杂。双方厘清市权和扩大市区的过程一波三折,国民政府作为居中调停者的态度亦多次反复。整个事件的动态变迁过程,不仅凸显了近代以来地方主义兴起后地方纠纷的复杂性,也折射出国民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和民族主义化的城市发展理念,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及近代城市发展的若干特点。     

再论1931年鄂豫皖三省大水

1931年所发生之特大洪灾,涉及范围之广、经济损失之巨、百姓死亡及难民流徙之众,实近世罕有其匹。这次洪灾虽有自然诱因,但很大程度属于人为因素。具体言之,一方面因国民政府主观上不作为及各级地方政府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使得本已异常严重的洪水灾难进一步恶性发展;另一方面因世界性经济危机、连年国内战争和日本入侵东北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等因素,亦牵掣了社会各方和南京国民政府在整个赈灾过程中的有序运作及救治力度。同时,此次洪灾亦充分彰显出政府救灾能力不足以及民间公共组织缺失,以致无法构建起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再至各种社会公共组织共同参与救治特大灾害的良性互动机制,终以天灾演成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