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碑(石)刻述要

西夏遭到蒙古毁灭性的打击后,人民流散,城池沦为废墟,遗迹、遗存屈指可数。加之宋、辽、金修史,也刻意跳过西夏这一段历史,致使西夏历史几乎不被后人所知。清嘉庆著名学者张澍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通过这块夏汉文合壁碑的碑文,揭开了西夏文字之迷。自此,西夏历史文化才犹如一方初遭洞开的迷阵。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有文字记录的碑刻就显得特别重要,它犹如一卷卷石刻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书法艺术价值,成为揭开西夏历史文化神秘色彩不可或缺的实物佐证,具有丰富的史料、文物价值,对考证史籍、辅翼方志、存史资政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发现区域聚落形态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也是令人振奋、挑战智慧的工作。区域考古学看来总是会产生新的、始料未及的洞见,它具有持久的价值,并对不同规模的其他研究是基础性的,而且它也是（或者说应该是）遗产保护的根本所在。     

鄩氏诸器铭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

周代金文所见之鄩氏,应该是文献失载的子姓之国或子姓之族,乃殷商王族之支庶,或为殷末征人方的直接产物,其地望大致在今山东济南附近。周人入主中原后,鄩氏臣服于有周,甚至直接成了齐国的附庸。两周之际,该族曾经与曹姓之邾、任姓之吕或曹姓之莒等小国联姻。春秋晚期,则为强齐所吞并。而传统的莒国改姓之说,尚有疑点,曹姓之说或更为可靠。至于鄩仲匜铭中的(?),实为吕子二字的合文,其中的(?)符,是借笔合文的指示符。     

成功刻画特定历史环境的人物形象——《史记》列传历史编纂成就析论

司马迁记述人物的成就有诸多方面,其中"成功地刻画特定历史环境的人物形象"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大力阐释。《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袁盎晁错列传》等名篇,不仅展现了这些人物生动感人的性格、神采,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的特点,因而为我们提供了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成功典范。我们要认真借鉴《史记》的成功经验,努力实现对传统史学精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探求在当今历史书写中如何做到既能生动地刻画人物的活动、性格、气质,又能凸显其所处的时代特点,从而有效地克服历史著作平淡乏味的缺陷,使我们撰写的史书更能受到大众的欢迎。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理念初探

生态问题是当前政府和学术界都十分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也是关乎当今和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贵州的世居少数民族在漫长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形成了本民族的生态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本文着重从贵州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理念:和谐理念、保护理念、风水理念等方面进行论述。     

辽金元的夏捺钵——“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

辽、金、元三朝皇帝每年皆例行驻夏活动,习称"夏捺钵",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以炭山避暑最为引人注目。作者从四库本宋元文献中所见"阿延川"、"上京"两名入手,认为"阿延川"本作"爱阳川","上京"实乃"上陉"之误,两地皆位于炭山(金莲川草原)范围,并对清人认为"爪忽都"亦指金莲川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清末民国新疆哈密民田与维汉关系

考察新疆哈密民田是了解近代哈密社会变迁的一条有效途径。道光年间,在林则徐主持下哈密出现了第一块民田。民国初年,哈密屯田民田化使民田面积进一步扩展。20世纪30年代,哈密回王世袭特权被取消,札萨克制下的土地朝民田方向发展。同时,哈密县政府限制清真寺的世俗权力,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开始民田买卖,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关系。     

前凉的治国与儒学思想

前凉政权是十六国时期的政权之一,政权的稳定和延续时间较长,在维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繁荣方面是同一时期北方其他政权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儒学思想指导下的崇尚文教、吸纳人才、传承制度等治国策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六朝至北宋巴东县城的初步研究

本文根据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发掘资料,初步探讨了六朝至北宋巴东城市布局、仓廪与信仰方面的状况。作为三峡地区首次发现的完整的唐宋时期县城遗址,其发掘证实了同期巴东县在县治规模、仓储建设、信仰变迁等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厘清了以往的相关歧见,并弥补了传世文献的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