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城县北城村遗址发掘收获

2006年4～7月,为配合河北省南水北调中线天津干渠工程建设,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物馆学专业合作,对容城县容城镇北城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金元明时期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是这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从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迹、遗物特征判断,其文化面貌与后冈一期文化较接近,可能属于向后冈一期文化过渡的阶段,时代似当新石器时代中早期。它的发现为冀中平原乃至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文化发展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并有助于推进这一地区早期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研究综述

三星堆的发现是在上个世纪的初期,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而三星堆的最早发现也是从一坑玉石器的发现而开始的。随后在半个多世纪的陆陆续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些玉器。由此而来,许多学者对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进行了研究。根据历史上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将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及研究分别分成四个阶段。     

玛雅低地的聚落形态

聚落考古是当代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戈登·R.·威利就是这一方法的鼻祖。他自1950年代在秘鲁维鲁河谷的开拓性工作被公认为聚落考古的一座里程碑。之后,威利又做了大量这方面的研究,为这种方法的成熟和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玛雅低地的聚落形态研究就是威利的经典案例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威利主要探讨了通过玛雅低地聚落形态研究其政治、经济问题的一些方法与途径,并结合玛雅象形文字资料,得出了对古代玛雅社会一些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并由此深刻反思了聚落考古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于今天方兴未艾的中国聚落考古研究有着深刻的启示:聚落考古对于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这些战略性课题的研究有何重大意义?如何全面看待聚落考古方法本身?如何使调查资料与其它资料结合?,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思考和借鉴的问题。     

山东日照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浮选土样结果分析

一.样品背景及浮选方法2005年10月28日至11月30日,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在日照地区进行系统调查期间,在3处属于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址上共采集土样6     

敦煌遗书近现代鉴藏印章辑述(上)

1900年,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敦煌,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一个偶然的发现,使得藏经洞进入了世界学术的视野. 敦煌遗书的流散,一直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年,王道士以及押运人到底使多少敦煌遗书散落民间,又有多少被破坏直至毁灭,研究者一直欲探究竟,但至今没有明确答案.     

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趾地区就成为汉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后300余年间,两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对这一地区稳固的郡县统治,不仅因为她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通过各种途径徙居交趾的内地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随着大量内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同时伴随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内地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全面传播,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整合,为交趾地区统一于两汉王朝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条件,促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整体发展的不断加强,从而使交趾三郡成为汉帝国不可分割的南部边疆。内地移民是汉代南部边疆开发的生力军,是交趾三郡统一于汉王朝多民族国家整体的主要社会基础。     

川北石窟中的天龙八部群像

四川北部地区广元、巴中、成都蒲江飞仙阁等石窟中约当7至8世纪出现了较多浮雕在洞窟壁面上的天龙八部群像。其布局为两种组合形式:一种有主次之别,龙众与阿修罗众的地位较其他部众突出;另一种似无次序之别。前者集中在广元和巴中石窟,时间大致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后者多见于巴中、蒲江飞仙阁石窟,时间大致在8世纪初叶以后。     

非损伤分析法测试黄冶唐三彩之特性

一、前言 承蒙中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黄冶窑三彩标本,我们尝试用非损伤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了测试研究.其间我们做了显微镜细微观测、光谱反射率测定、釉药成分的定量分析、胎土及釉药的X光谱分析等方面的工作,将其与已经发表过的唐代和日本等地的文献资料和出土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     

口述历史对志书编修的启发

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除搜集、整理、保存文献资料以外,还应通过访谈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知情者、目击者,搜集、整理他们的回忆,记录未见文字记载的口述历史,以提高志书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介绍有关口述历史的情况以及在地方志工作中的应用。     

寻访大禹的足迹

2007年6月12日至18日,历时7天,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带领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分管旅游的副县长安永辉、县社会发展局和旅游局的负责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