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曼努斯与934年新律

马其顿王朝时期是拜占庭历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差别的扩大和土地大量集中于权贵手中。因此,调适权贵与贫弱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历代皇帝,特别是罗曼努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针对土地问题,罗曼努斯先后于922年和934年颁布了“新律”。其中,后者不仅是对前者的简单补充,而是像前者一样基于公共税收,在沿袭古法,调整古法之矛盾的基础上,针对紧迫而尖锐的现实问题,纳入了对权贵群体的界定等诸多重大内容,把宗教语言与道德说教、抽象的理念与法令的可操作性及严密性结合在一起。这些内容与特征反映了罗曼努斯的人生历程与当时帝国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反映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     

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勇敢”观之比较

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可谓同异互现。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皆认为“勇敢”系出于高尚目的,具有适度性,需要智慧与理智指导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这体现了中西方社会对于人类自身力量进行适度规范与调整的共同要求。迥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彰显政治勇敢与军事勇敢的不同侧重,风格上柔性趋势与刚性趋势的不同择向,这从古典文明源头处昭示了中西民族气质与精英人格模式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我国东北地区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的初探

本文试从揭示东北地区与周边邻国开展合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现状特征入手,根据各种因素对经济开放的影响,侧重于对东北地区对外合作的有利地理条件的分析和评价,初步探索该地区顺应和参与东北亚合作的发展途径。     

《正定县志(1986～2005)》之我见——简论首轮修志得失

一部160余万字的《正定县志（1986-2005）》经20余天的粗读略看,我逐渐梳理出一些思路,谈谈观感。虽不能准确反映本质,但却是研究本质的切入点。     

荀子对先秦儒家入仕观的新思考

针对孔孟在入仕问题上的理想主义所引发的矛盾和困境,荀子提出了士人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君主采取相应的入仕策略等主张。苟子入仕观的现实主义取向拉近了儒家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也造成了儒家理想主义的缺失。     

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

在新史学思想主导下,吴晗致力于一种社会的、民众的新明史研究,重新选择传统政治史的问题和研究路径,开创了以明史为中心、元明清一线贯通的研究模式。吴晗最具创造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明代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开拓出对于明史研究的展开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课题,而且对这些新课题进行了具有深度的研究,得到了后来学者的广泛认同。20世纪50年代,吴晗由学者变为社会教育家,全身心投入到历史普及,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通俗化和历史普及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积极倡导者,为史学和社会结合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汉代蝉形口含简论

本文以考古发现的两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蝉形口含为依据,通过对出土材料的分析与统计,揭示了两汉时期蝉形口含的形制特点、时代特征及地域分布规律,从而推断出将口含制作为蝉形的观念源自江淮地区,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而进入关中地区,并在两地同时发展流行开来的结论。这一结论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代礼制的来源及形成发展的脉络。     

日本武士阶级的文武合一思想

提倡文武两道,是日本封建武士道中的重要内容。到了江户时代儒学成为官学,经过儒学的改造,日本传统的文武两道观发展为以仁义之道为基础的文武合一论。而江户时代后期,由于承平日久,社会流于文弱,武士的文武观开始强调以尚武为主,认为统治阶级保持尚武精神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尼普尔银贷业商人档案研究(下):档案重建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银贷业十分发达。本文根据4本汇集了全部出土于宗教中心尼普尔城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经济档案文件的原文集,以出土借据中的落款日期和商人的名字为序列,对7个主要商人的文件进行了档案重建,进而为理解古代两河经济领域中货币形式、银贷利率、商人职能等金融和商业规律提供第一手史料。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尼普尔银贷业商人档案研究(上)

古代两河流域银贷业商人的苏美尔文为dam-gàr,他们是从事借贷和买卖获利的专业人员。本文根据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原始经济档案研究了7个主要商人的借据档案,总结了有息和无息贷款、大麦借贷的基本高利率,大麦和其他物品的一般价格,以及银钱和大麦转换借贷形式等规律,并对散乱发表的出土借据中的7个主要商人的文件进行了档案重建,进而为理解古代两河经济领域中货币形式、银贷利率、商人职能等金融和商业规律提供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