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僧道度牒制度的变迁

明初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将僧道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实现对制度宗教组织成员的掌控,保持世俗政治文化主导地位及相关经济制度之推行。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限制僧道人口、划分僧俗界限、考试授牒。但僧道定额在正统以后被大幅度突破,成化时期因滥度僧道,已经基本失去效力,虽经弘治时期整理,未根本改变趋势。明中叶以后,僧道中有度牒者,当不低于70万人,其无度牒者,又当远多于有度牒者。嘉靖中叶以后,纳银给度成为主要做法,明初制度精神已然丧失。度牒制度变迁与皇室家族信仰倾向及其利益关系密切。有关争论,基本在官僚士大夫与皇帝、后妃、僧道势力间展开,反映出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信仰之间的严重冲突。度牒制度由社会控制手段蜕变为财政手段,是明朝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过程,也是包括社会救助需求在内的财政压力造成的。     

福泽谕吉思想的日本主义特征

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学界一直有文明启蒙和侵略启蒙两种评价。这一状况需要从对福泽思想全盘分析加以统合。在福泽思想的深处,由于接受西方国家条约体系,所以形成了其作为后进国启蒙主义特征的思想体系。为了完成国家“独立”,即日本国家的最高利益,在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明的同时,蔑视亚洲文化传统并强调模仿西欧的亚洲政策,是其自然的归宿。     

福泽谕吉的中国批判与日本民族主义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蔑视亚洲,对中国、朝鲜乃至亚洲进行了颇为极端的批判和诟骂。他申言“脱亚入欧”,主张用武力干涉中朝事务,尔后又为战争辩诬。其言行与帝国主义行为适相表里,与二战后日本美化侵略逃避战争责任之遁词亦若合符节。剖解福泽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其思想遗患,不仅有助于理解日本民族主义之思想根源,还将有益于对福泽思想之复杂性进行整体性把握和认识。     

明朝公祭文文本的政治文化内涵

祭文是祭祀仪式过程中使用的祝祷性文字。明代史籍中保存了大量国家公祭文,按内容可分为常规性祭文与临时性祭文两类。祭文在公祭仪式中被宣读、呈案、焚烧或掩埋,此为祭祀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公祭文文本传递出重要的文化内涵：首先,它以言辞形式传达出祭祀主体之意图,沟通了人神关系;其次,对祭祀主体之身份和统治之正统合法性进行反复强化;再次,表达祈福弥灾,规约官民,震慑鬼类的意图。此外,祭祀文中的各种对象关系展现出时人复杂而微妙的天、神,君、臣、人、鬼观。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祭文使上述内涵得到彰显,进而增强了群体意识中的“神圣”体悟。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殖民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大肆掠夺中国东北资源,欺压、奴役中国人民。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大好河山的目的,侵略者采取种种卑劣的统治手段,以宗教为工具,进行精神控制。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就其信徒数量来说,居东北宗教人口的第二位,且又“最团结巩固”,日本殖民政权通过拉拢东北地区伊斯兰教上层人物,来离间伊斯兰教徒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关系,引诱他们反对、分裂中国,妄想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同时又对广大穆斯林采取监视、奴役、迫害的殖民主义政策。     

试论五至六世纪拜占庭的丝绸贸易与丝织业

为了控制丝绸贸易和保证丝织业生产,5—6世纪的拜占庭国家垄断了生丝交易。由于拜占庭的桑树种植地主要处于容易受波斯进攻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山区,正常的种桑活动往往得不到保障,因此拜占庭所需生丝仍然依赖进口。为了获得较为廉价的生丝,拜占庭利用国家权力对丝绸贸易和丝绸价格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并建立了一支身份世袭的织工队伍。拜占庭的丝织业采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形成了集种桑、养蚕、纺纱、染色、绘图等一系列完整流程为一体的生产体系。丝绸贸易在拜占庭经济结构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紫色丝绸却是拜占庭国家中央集权和社会等级制度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反映。     

殷周“冢宰”辅相说与宰官源流考

先秦典籍屡见"冢宰"类于后世宰相为君主最高辅相的记载。近代以来,学者中虽有力主冢宰辅相说可信者,然终以否定论为主流。究其实际,宰本是上古贵族家内职役,多与饮食有关,殷商时已成为职官,至周代演变为各级贵族的家务总管,掌财用为其常职,进而发展为君主的最高辅相。春秋以降,随着权力结构的变迁,文献彝铭中的宰官职权在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呈现出复杂有别的面貌,但冢宰或太宰在殷周曾为君王最高辅相的历史之迹依然有端倪可寻。伊尹、周公以宰职摄政之故典和上古封建政体所决定的周代家国同构的王朝政权组织应是宰职演变为君主最高辅相的根因,亦是中国古代将宰相名号制度溯源至"冢宰"的缘由所在。     

考古发现的东汉时期“天帝使者”与“持节使者”

东汉时期出土的镇墓文中,天帝使者是最常见的发信者称谓,同时画像石及墓葬壁画中也发现了一些持节使者的图像,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东汉初期道教活动的反映。本文对镇墓文中天帝使者的身份及其与天帝、地下冥神、死者灵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墓葬图像中的持节使者形象与天界及死者灵魂的关系作了类似的分析,并与镇墓文中天帝使者作了对比。     

荀子与亚里士多德“勇敢”观之比较

荀子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可谓同异互现。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皆认为“勇敢”系出于高尚目的,具有适度性,需要智慧与理智指导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这体现了中西方社会对于人类自身力量进行适度规范与调整的共同要求。迥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彰显政治勇敢与军事勇敢的不同侧重,风格上柔性趋势与刚性趋势的不同择向,这从古典文明源头处昭示了中西民族气质与精英人格模式价值取向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