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时期对明代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体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主要有官方和私家两方面,其中私家书目类型分为导读、版本、登记考证3类。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式概述,从旅游文化的角度考察明代佛教方志,探讨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传播及其史料价值。海外学者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要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共同的思想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     

太平洋战争时期朝鲜人资本家的"中国侵略"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朝鲜资产阶级处于被统治、从属的地位,具有明显的寄生性、从属性。但是在日本的对外侵略中,朝鲜的资产阶级为了追求经济的扩张,依附于日本侵略者,呈现出一种“第二日本人化”的趋势,成为“侵略战争的前卫队”。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进入中国的朝鲜人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为日本侵略军提供协助,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暴露了其露骨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是殖民地时期朝鲜人资本家的特性。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     

辨所谓"淳化令式"

<玉海>卷66<诏令·律令下>淳化编敕条引司马光<稽古录>日:"淳化五年八月初行淳化编敕,太宗以开元二十六(劲案:"六"当作"五")年所定<令>、<式>修为淳化令式."仁井田陞先生<唐令拾遗>序说第一<唐令的史的研究>四<唐后令>,据此并<玉海>前文及<直斋书录解题>述淳化中校勘唐代<令>、<式>之事,以之为宋修<令>、<式>之始,目之为<淳化令>及<淳化式>.     

方志本质论

地方志是一种横分门类、竖写历史的地情资料纂辑.志是事物的标帜,地是方志的根基,事是方志的核心.方志与各种书籍的区别在于门类俱全、贯通古今、述而不论、生不立传.     

试论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

夏商时期位于东南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同中原夏商文化在文化内涵上存在着许多相关性,但在更深层次的思想、制度乃至政治关系上,马桥文化则还未纳入中原夏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内。尽管如此,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正处于太湖地区从良渚时期较为封闭的对外关系、到吴越文化时期全方位同外界进行交流的中间结点上,因此在太湖地区早期古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中,马桥文化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     

从秦府集团成员仕进状况看区域文化合流

本文结合南北朝至隋末区域文化合流的背景,考察隋末唐初秦府集团成员的仕进状况,其中包括人才类型、家庭政治背景、个体政治势力来源、进入秦府的渠道、个体政治活动空间,认识了以李世民为核心的秦府政治集团,利用争夺天下之机,逐步拓展政治空间,将各地各类精英人才吸纳到秦府集团里来。在此过程中,李世民集团有意识地编织原北周、北齐、南陈入杨隋政治势力后裔,并用关陇、山东、江左这三大政治文化区域人才所长,将他们化入到同一个文化熔炉里融冶,大大推进了区域文化合流的步伐,在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峨嵋山市出土两宋铁钱初探

四川地区是两宋时期重要的铁钱专行区,历年发现了大量的钱币窖藏。其中以2002年8月2日在四川省峨眉山市罗目镇阳光村发现的“钱堆”尤为重要。本文介绍了“钱堆”的出土情况,并在分析清理出的钱币的基础上,探讨了“钱堆”的形成,宋代四川盛行铁钱的原因,以及一些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