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

元明时期新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是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本文首次提出了"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初步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古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就今后推进"古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问题,也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不同添加成分对书画装裱浆糊抑菌效果的评价试验

古代文献中著录的各种书画装裱浆糊添加成分中,有一部分具有防腐防霉的功效。本文利用浆糊药液琼脂培养基,对白矾、花椒、白芨、百部、丁香等添加成分进行抑菌效果评价,结果发现,白矾、百部有明显抑菌效果,花椒、丁香有一定抑菌效果,白芨抑菌效果不明显。     

明代佛教方志文献研究概述

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清时期对明代方志的著录与评价;二是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的研究。明清时期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主要体现在目录学分类与著录上。主要有官方和私家两方面,其中私家书目类型分为导读、版本、登记考证3类。20世纪以来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式概述,从旅游文化的角度考察明代佛教方志,探讨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传播及其史料价值。海外学者对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试论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

夏商时期位于东南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同中原夏商文化在文化内涵上存在着许多相关性,但在更深层次的思想、制度乃至政治关系上,马桥文化则还未纳入中原夏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内。尽管如此,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正处于太湖地区从良渚时期较为封闭的对外关系、到吴越文化时期全方位同外界进行交流的中间结点上,因此在太湖地区早期古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中,马桥文化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     

正视·总结·继承·发展——2007年高教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理论特色

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具有鲜明的文化发展意识、民族发展意识、史学批评意识、历史总结意识和自觉的会通意识等特点。该书的面世不仅有助于推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和历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意义和发展趋势,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进入21世纪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最新研究和解读。     

秦俑博物馆陶器库房空气污染的物理化特征及其对彩绘陶器的影响

2007年冬季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陶器库开展了室内大气污染系列采样工作,持续31天,使用Minivol便携式气溶胶采样仪采集了大气颗粒物样品（PM2．5）,利用AreaRAE—IAQ（PGM5220）测定了库内的微气候特征。结果表明,冬季兵马俑陶器库中的PM2．5的平均质量浓度为76．1μg／m3,明显低于室外,PM25中水溶性离子主要由SO4^3-、NO^3-和NH4^＋组成,与室外相同,表明库内污染物主要受室外控制,而且库内颗粒物偏酸性,库内温差较大,由于颗粒物偏酸性可能会对库内的陶器彩绘颜料中的碳酸钙、碳酸钡及硅酸铜钡等成分产生不利影响,颗粒物的悬浮与沉降也可能会对彩绘产生污损,此外库内剧烈的温度变化也可能会对彩绘陶器的保存带来不利影响。     

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要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共同的思想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     

明代武职纳级述论

明代军民、武官通过捐纳升除武职,称为纳级,始行于正统四年.明中期以后,朝廷为弥补财政匮乏而频繁开纳,又出现T加纳世袭、纳赀免比试、幕兵升级等形式,所需财物数量则随武官地位的下降而减少.嘉靖中叶以前,纳级主要得虚衔,对武官铨选影响较小.明后期,纳级已是武官四大来源之一,朝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任用纳级武官规范,对铨选产生较大影响.纳级对打破资格,招徕无缘世职或难中武举的牵杰之士有积极作用,但整个官僚系统的腐败使纳级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非常有限,实际上加剧了军队的腐败和铨选制度的败坏.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旨在使下级罪行系"执行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失效。二战以前,人们对于该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并不一致,但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该原则与其余追究战争罪责逻辑链的原则一同被深植于国际刑法。相比于审判对象主要为高职级战犯的东京审判,该原则对于审判对象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宪兵的国民政府审判意义更大。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这在使战犯的相关辩护失效,进而顺利完成定罪的同时,还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依据罪行轻重程度与命令的违法性酌情考量战犯的减刑问题,这是对战犯权益的维护,同时表明日本社会关于BC级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说法缺乏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