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1963年新加坡对日不合作运动

二战后英国出于冷战的考量和为了换取日本在其东南亚殖民地的财产,在旧金山媾和时放弃了其东南亚殖民地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使得1962年初因发现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被屠杀的华人遗骸而引发的对日追讨血债的行动困难重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日本政府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发动了对日不合作运动,公布了14项实施办法。此运动的发动及其影响,使日方深切地感受到新加坡在其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并成为《日本国与新加坡共和国之间1967年9月21日协定》顺利签订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现代化的人口条件

现代化之初,日本的人口有四个基本特征,即高密度、低增长率、低依赖性人口和高素质。高密度的人口是日本现代化的不利因素,如何化不利为有利是日本现代化的关键,而低增长率、低依赖性人口和高素质则是日本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     

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述评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改革史。20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改革史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改革史”学科范型基本构成;社会改革作用、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改革成败规律等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突破和发展。“改革史”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继续呈现勃勃生机。     

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史学思想

《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它不仅记载有从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古代史地、人物的丰富内容,而且在书中高扬起了“大一统”、“民本”、“旌昭仁贤”等旗帜。这源于作者东晋时著名史家常璩高远深邃的史识。常璩不仅在书中高扬“大一统”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为促使国家统一,作出了实际贡献;又在门第森严之际,倡扬“以民为本”,呼吁“选贤任能”。这些无疑超越了时代的拘囿。《华阳国志》正是融汇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精神,蕴涵了中华民族“民生民本”、“选贤任能”的传统,而发出流光溢彩。     

张謇与近代戏剧文化

20世纪初,张謇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更俗剧场、梅欧阁、《公园日报》,对中国传统戏剧进行了包括剧场建设、人才培养、表演艺术等方面一系列的革新,对于戏剧改革,他的主张与思想都付诸于创办戏剧事业的行动中,并在内容与形式上呈现了他对戏剧艺术的独到见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补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部分面世,其中《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中的诸多字的考释有进步探讨之必要。     

评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出了长达10年的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论战中陶希圣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深度是当时绝大多数人不能比的,提出的看法直到今天仍能给人以启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本次社会史论战开展评论,不少人从陶希圣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出发,认为他的社会史观点经常改变,所论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政治倾向重于学术研究,又缺少对于陶氏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分析,其做法是有违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     

大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认识与分析

中国的大运河一直是炎黄子孙所珍视的文化遗产。近年来的申遗热,更促使学界将大运河纳入世界遗产的范畴之中进行全新的认识与研究,同时国际重要的遗产研究团体也对大运河这一特殊案例给予了多方关注。当前学界对于大运河遗产的特点与价值等重点专题都展开了热烈地探讨,但与世界遗产理论体系并没有充分地接轨。因此,有必要从世界遗产体系中已有的相关文件在对大运河价值评估中产生的问题出发,探索"文化线路"对于大运河特质识别和价值研究的理论指导,从而发掘出对大运河遗产的新认识。     

春节: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与空间元点

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轨范着民族的生活节律,隐含着集体的世界观与生活哲学。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时空坐标,除夕是中国文化在自然时间上标记的元点,家庭是中国人空间认知的元点。时间元点回归空间元点,是人类复归生命起点的一种本能。中国民众通过民俗活动和空间改变来对时间元点神圣化,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诉求,体现了独特的世界观与审美观。今天,春节作为中国文化创造性重构的时间元点,应特别关注其神圣化的符号形式和精神复归的情感价值。     

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