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简看秦的服饰文化

秦朝时,择吉文化传统已深入秦人思想,影响了秦人的生活.据秦简《日书》记载,缝制新衣或穿新衣都要选择黄道吉日.秦人做衣服所用的布料有麻布和丝绸,其中麻布还是货币的一种.麻布和丝绸都可以用铜钱从集市上购买,社会上已经有了服装加工的商户.秦时的服装价值不菲.政府对特定人群还发放衣服,分收费和免费两种情形.秦人的服装并非史学家所记载的全是黑色或者白色,而是五颜六色,色彩纷呈,没有大的等级差别.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件与质量:基于成都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针对成都市的相关数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成都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件和质量问题进行了评价。分析表明,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政府资助力度在逐渐扩大,但经营成本、养老服务功能的健全程度、与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实际需求是否吻合等一些问题,依然是影响这类地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     

"一线两带"建设与关中城镇群的双向促进机制研究

如何提高关中城镇群竞争能力及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在分析“一线两带”建设和关中城镇群发展的现状后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星火产业具有不同的产业形态,是从工业和农业两个层面实现关中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支撑和发展动力.对于关中地区不同发展层面的城镇,宜采用不同的产业经济政策,促进关中城镇向组团式城镇群发展,为关中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和新的产业经济体系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研究结论认为,要实现关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实现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的融合,需要建立产业协调机制、城市协调机制,构建区域内功能性组团式城市群,促进关中城乡经济一体化.“一线两带”建设与关中组团式城镇群建设,宜从产业集群和城镇两个层面进行整合,提升关中城市和经济社会的整体竞争能力.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旅游视角下的上海F1大奖赛

F1作为世界三大赛事之一,将于2004年9月正式在中国举办上海大奖赛。F1大奖赛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将为上海带来众多的社会经济效应。本文阐述了F1旅游活动的游客动机以及细分市场,分析了相关行业在F1旅游中的作用;同时,从城市旅游形象、旅游环境、基础设施、旅游经济、旅游产品几个方面论证了F1大奖赛是上海旅游发展的新极点。     

北赵晋侯墓出土叔 方鼎铭文研究

本文分四段：(1)叔 方鼎铭文释文。(2)叔 是第二代晋侯之名,(M114)之墓主即叔 。(3)铭文所提示的历史事件。(4)附记：十四月。唐叔虞是武王之弟。     

《高僧传》词语札记

《高僧传》是南朝梁慧皎所写的一部僧人传记。它包举了二百五十七个僧人,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作。同时,《高僧传》也是研究汉语史特别是汉语词汇史的重要语料,对研究南北朝汉语词汇有重大的价值。本记录了《高僧传》中的“一往”、“去来”、“又指”、“偏局”、“藉(籍)”、“应时”、“同意”共七个大型词典未收的新词以待就教于方家。     

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当代背景

整体的“世界史”概念是在地区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对“世界体系”认知的热情从来也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高涨。这种学术现象的出现是以经济发展全球化、生活模式单一化、价值观念趋同的趋势为大背景的。可以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史观念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和不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一形势在历史研究领域引起的反应。作为全球化的逆向思维,强调对话反对对抗,强调联系和交流反对封锁,对各个民族原创文明的探讨成为文化知识界的共识。对多元文明,特别是不同文明之间“联系”的探讨是整体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又一种深层动力。整体的宏观的世界史研究与地区国别史研究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现代科技水平和新科技观念迅猛发展,促进了地区国别史、专门史、断代史学者的交流,加强了世界各地学者之间的联系,打破了历史学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壁垒,交叉与对比研究为世界史研究的新发展开辟出无限广阔的空间。     

邓小平农民脱贫致富思想

邓小平农民脱贫致富思想 ,是以消灭贫穷论为基础和理论出发点展开的。它包括互相联系的三个组成部分 ,即农民脱贫论、农民致富论、农民扶贫论。邓小平的农民脱贫论揭示了农民脱贫的保障条件、农民脱贫的意义、农民脱贫的途径与方式 ;农民致富论阐明了农民致富性质、致富方法、致富道路、致富保证等思想 ;农民扶贫论包括扶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扶贫的基本思路及方法等方面     

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本文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本文的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