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器、庖厨刀或铡草刀——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及早期青铜时代石器分析之二

三角形石刀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和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一种特殊形状的石器,其功能众说不一,不少考古学家认为它是作为农业工具使用的"破土器"。通过对浙江湖州毘山遗址出土的两件商代三角形石刀进行微痕分析,并与采用复制石器进行实验考古后所得到的微痕进行比较,可知,毘山三角形石刀不是"破土器",而可能是用来切断植物茎叶的铡刀。     

翁牛特旗大营子冶炼遗址研究

大营子冶炼遗址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五分地镇大营子村南侧的大山的北坡上,包含东西两区冶炼遗存。东区冶炼遗存年代较早,至迟在公元前1 400年已开始冶炼活动。铅同位素、微量元素示踪研究显示大营子冶炼遗址东西两区均使用了来自林西县大井古铜矿的多金属共生矿石,直接冶炼铜砷锡三元青铜合金。大营子冶炼遗址东区冶炼遗存的年代测定,获得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测定结果,为探讨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     

杨端六与罗素——从罗素长沙讲学说起

五四时期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以其大哲学家的眼光,就中国问题发表看法,激起中国思想学术界颇大的反响。从英伦学成而归的杨端六,是罗素在上海、长沙讲学期间的一位重要译员。针对国人盲目追崇的学风,杨端六在报章上发表批评文章,主张应该理性地对待罗素及其他西方哲人的学说。他本人亦从罗素实用哲学中吸取精神养料,进行着社会政治实践。杨端六与罗素的思想交往,以往鲜有人讨论,但不失为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缕理性之光。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Google Earth软件在考古探测中的应用评析

Google Earth软件因其独特的视角、先进的性能、广泛的用途、低廉的价格决定了其在考古工作中大有作为,在探测研究历史文化遗产上将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讨Google Earth软件在考古学中运用的优缺点,以便更好地开发考古专用软件。     

关于利用历史文献信息进行环境演变研究的几点看法

针对如何更好地利用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记录,开展历史时期环境演变研究,本文提出四点看法:从地球系统科学与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中寻找研究的主题,在诸多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答案,构建历史文献信息共享的环境演变研究平台,培养文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以当代中国节日为例

21世纪是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信息技术与快速的交通方式将广袤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共处的地球村落。原本天地悬隔、各自分离、独立自足的族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声息相通的"邻里街坊"。原本各自独立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文化经验,使族群拥有各自的文化传统,这些有着独立文化传统的族群在全球化过程中猝然相遇,彼此之间的冲突与不适不可避免,因此互相的磨合、适应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     

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

唐代“中国”一词大体用于追述前代和议论当朝。唐代“中国”有地域、文化、民族及政权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朝廷直接统治区域、中原为核心的地区或内地,是“天下”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天下”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即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唐朝“天下”的主要含义。此“天下”与“军国”、“邦国”基本同义,但各有侧重。“军国”最郑重,一般用于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首脑的职掌范围;“邦国”更普通,主要用于官府和中央事务的层面;“天下”更广泛,一般用于中央和地方、官吏和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层面。广义的“天下”则指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天下”)为政治实体,包容其他国家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     

明治旧民法典的编纂及其特点

明治旧民法典是日本近代法制建设的重要一页,虽然其未被实施,但是,从明治旧民法典编纂过程来看,它是近代日本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近代日本法律体制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