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方寸间--云南省博物馆藏噶举派祖师造像

祖师,在藏传佛教中习惯称之为＂喇嘛＂,意为＂上师＂,是尊奉在修学和弘法上有杰出成就的高僧大德。藏传佛教中认为上师上能与诸佛菩萨智慧融通,下能为学道之人授法与印证,是连接佛菩萨与世间修道之人的桥梁中介,因此对上师格外尊崇,被列在佛教＂三皈依＂①之首,有＂没有上师之前,就无佛陀之说;千年佛陀之果,源自上师之因＂的说法。     

俄藏Ф242敦煌写本《文选注》的避讳与年代

诸家对于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注者、抄写年代多有论列,其论皆据避讳以为说,但结论分歧甚大。又此写本不避唐高宗李治讳,故诸家皆否认它产生于唐高宗李治时期。但结合其它唐写本的讳例及唐代避讳制度与习惯来分析,这个写本符合唐高宗时特殊的避讳实情。再结合写本内容来看,可论定这个写本必是产生于唐高宗时的李善注本,而前此诸家所断之年代皆不可从。     

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

作为一个自治性质的政治单位,乡村共同体以习惯法为基础,通过村民会议及其代表自主地管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受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经济形势和王权扩张的影响,这一自治组织发生了变化。村民"委员会"取代中世纪带有"直接民主"性质的村民会议,成为共同体的主要决议机构。代表共同体居民利益,管理乡村事务的村官则日益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乡村共同体最终被转化为正式的基层行政单位。     

国内外游客旅游动机及其差异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深入了解和掌握游客的旅游动机及其特点,对于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西安为例,依据大样本问卷抽样调查一手数据,采用均值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目的地接待的国内游客和外国游客的旅游动机变量类型、变量大小与离散程度及变量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首次揭示了两类游客群体旅游动机的差异性,从而为认清两类游客群体的旅游心理诉求,提供相应的旅游产品;激发两类游客群体的旅游动机,拓展旅游市场;乃至于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提供基础的理论参考。     

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东魏造像碑拓

2003年12月刚刚庆祝了建馆70周年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位于堪萨斯市,密苏里州),正在进行整修和增建新馆。基于未来规划,全部馆藏品正在清点之中。在过去数年中,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一直从事中国藏品的评估工作,为艺术馆的整修、重新布置和出版做准备。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可能是中国以外最完善的收藏之一,特别是建筑(如北京智化寺藻井和天花板)[1]、绘画(如许道宁《渔父图》)及佛教造像(如龙门宾阳中洞皇后礼佛图)[2]。在清点和评估未展出的中国艺术品之时,有一件从未公开过的藏品值得与大家分享。这是三幅十分难得的东魏武…     

清末桂西南地区的移民实边

中法战争结束后 ,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清政府在桂西南地区积极推行移民实边政策 ,吸引了大批移民。移民实边不仅奠定了今天桂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分布格局 ,而且对广西的国防、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促进了近代广西社会的进步。     

沈约《郊居赋》作年考辨

<郊居赋>是南朝沈约的重要作品,<梁书·沈约传>录入全文,但未明言作年[1].     

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

灞河是西安市东部渭河支流,古都长安重要的天然屏障。灞河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研究是西安历史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研究了灞河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环境影响,认为毛西村以上灞河中游河道演变主要表现为河道下切、西移,通过研究灞河右岸阶地,计算出了灞河中游河道自形成以来的西移、下切量。中游河道变迁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白鹿原原边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毛西村以下的下游河道秦汉以来河道位置比较稳定,文章提出汉代灞桥在段家村、下水腰村一带,汉代漕渠在解放村附近与灞河相交。历史上灞河下游河道变迁主要表现为河床淤积抬高,隋初至元代淤积量为2米左右,元代至清代淤积量为2.68米。河道淤积影响下游桥梁、渠道安全,沿河洪水灾害威胁严重。河道淤积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伴随蓝田县人口快速增加,秦岭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     

清代我国北方地区村镇关系初探——以晋南方志为中心

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村镇关系体现在方志的记载思想中:镇隶属于乡里,却又处处显示出其优越性来。从镇的历史演变分析,镇来源于前代的军事关镇,或在普通的村庄堡寨基础上自发形成,即使存在部分由官方扶植而形成的镇也始终以村落固有的形式发展延续。然而,镇在人口和规模上却远远超过了普通村落,所承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功能奠定了镇在乡村的中央性地位。简言之,镇虽囿于乡村的范畴,却实际为乡村聚落的中心地。     

传承与创新:王阳明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研究——以水西、思田、永顺诸土司为中心

明代贵州水西、广西思田、湖南永顺诸土司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朝廷经营得当与否,关涉西南稳定.明初对其推行了"轻言改流"道在得人"重在不叛"的经营方略,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促进了明朝边防建设.明英宗后,朝政变乱,经营不善,土司与明廷冲突时有发生,如何治理成了明朝之急务.对此,大儒王阳明在贵州、广西任职期间,创新使用前朝教化土司诸策,成功化解了水西、思田之叛,其经验教训值得学界关注.重温王阳明经营西南民族地区的这段历史,对深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以及王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