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宫之难"探析

春秋中期,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公室出现衰弱迹象,而卿大夫家族则日趋强大,公室与世族之间以及世族与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各世族均致力于内部的争权与兼并,“坠命亡氏”者比比皆是。赵氏,时为晋国强卿,也在“下宫之难”中遭受灭族之祸。历史上,对“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原因和涉及的范围众说纷纭,颇多疑点。对于“下官之难”的诸多疑点,有必要依据典籍文献,并结合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晋国的相关制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例

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文章梳理了该村从乾隆到光绪时期的灾赈史,重点考察了基层社会的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发现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业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     

西夏罗后与佛教政治

西夏母党干政现象较为严重,仁孝皇后罗氏便是其中的一位,对西夏后期的历史影响颇大.本文通过传世史籍、黑水城出土文献,考察了罗氏的崇佛活动与西夏政治的关系.     

旅游目的地形象概念体系辨析

针对我国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中存在的基础理论薄弱,概念应用混乱的现实,本文系统梳理了30年来国内外目的地形象相关概念,并得出规律性结论。在文献回顾基础上,独创地提出"旅游目的地形象蒲公英模型"和"基于形象构成及生成过程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概念体系",分别用于揭示目的地形象内在结构和归纳对比以往文献中提出的相关概念。     

入境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旅游意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北京和上海为例

本文以北京和上海两个一级入境旅游目的地城市为案例地,构建了包括入境旅游者对旅游资源和旅游商品的兴趣度、对旅游服务质量和对整体旅游环境氛围的评价的入境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旅游意象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运用极小极大离差法进行指标的筛选,并应用变异系数法进行指标权重的确定。将所采集的北京和上海的数据代入该评价体系进行计算后发现,上海的总得分高于北京。     

城固出土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的无损分析及初步研究

为对陕西城固出土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进一步揭示其所蕴含的制作技术和相关考古学信息,采用X光探伤仪、超景深显微镜、X荧光能谱仪及显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仪对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进行了无损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件为锡青铜,3件为铅锡青铜,兽面饰表面铜锈以孔雀石CuCO₃·Cu(OH)₂为主,局部见赤铁矿Fe₂O₃、纤铁矿γ-FeOOH和钙质层CaCO₃。分析结果为这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检测结果,对兽面的铸造工艺、补铸痕迹、铜料配比、小孔的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与殷墟及老牛坡出土同类型器物进行了类比,从而得出了这一地区兽面饰的工艺、风格与该地区铜器整体风格一致的结论,为从材料与工艺层面认知“城洋铜器群”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明清"滥设官吏"罪

"滥设官吏"罪是明代确立的罪名,清朝因之."滥设"是与"额设"相对的,"额设"是制度上允许的额定员额,由朝廷人事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是职官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滥设"则是制度上不允许的,是所谓定编之外的官吏,不经朝廷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则属于犯罪.理清"额设"与"滥设"的关系,分析各种各样"滥设官吏"罪的案情及千变万化的情节,则是本文的重点内容.     

奉国寺泥塑X射线照相检测及初步研究

辽宁省义县奉国寺是我国现存三大辽代寺院之一,其大雄殿内的彩绘泥塑群是辽代泥塑的代表,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目前,这批泥塑出现了倾斜、泥层开裂、木骨架外露等问题,亟待保护修复。本研究通过X射线照相检测,获得了泥塑的内部结构、病害发育和修复痕迹等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泥塑的保护修复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还对比了胶片成像和计算机X射线成像系统成像两种方式的优缺点,讨论了泥塑X射线照相检测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对于其他文物的X射线照相检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论20世纪40年代中美苏三国在中国新疆的博弈

20世纪40年代,在由二战走向冷战的世界大格局下,中国的新疆地区也逐渐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和中美苏三国角逐的舞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从二战期间在中苏争夺中息事宁人,到冷战期间企图扶持新疆地方势力,在新疆建立反苏反共政权,但最终遭到失败,退出新疆;苏联二战期间一度被中国逐出新疆,冷战期间与美国争夺新疆,最终支持中共解放了新疆;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共在这一时期为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最终确保了中国国家的统一和对新疆的主权。     

民族地区负责任旅游扶贫开发模式与实现路径

国外关注贫困问题的负责任旅游研究和实践为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具有高度的重叠性,进而衍生出了多样化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这些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和贫困人口致富起到了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因缺乏对文化景观脆弱性和自然生态敏感性的系统考虑而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重点讨论了负责任旅游视角下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模式重构问题,明晰了民族地区负责任旅游扶贫开发的战略取向和运行机制,构建了民族地区负责任旅游扶贫开发的旅游者驱动和社会型旅游企业带动两种模式,进而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实施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