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海固贫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及反贫困

西海固地区是我国西部贫困民族地区,文章认为该区城市化有着与我国东部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城市总体水平低,城镇体系不健全,现有城镇职能简单,城镇对区域经济发展和脱贫贡献不大,城镇发展层次低,缺乏长远规划和活力。文章通过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发展实践、西海固地区农业吊庄模式和工业(城镇)吊庄模式的分析以及加快城市化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产业结构的理论分析后认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西海固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文章认为加快西海固地区城市化过程应采取如下对策:①积极开展西海固城镇体系规划,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②要充分利用靠近铁路、河流的有利条件,以现有县镇为依托分层次搞好城市建设,③城市建设要引入新的机制,④进行产业结构调整,⑤培育和搞活市场,充分调动回族经商的积极性,⑥建设宝中铁路工作走廊,推动城市化过程,⑦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⑧注重城市可持续发展,加大科技教育投入。     

西海固区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西海固地区是贫困民族地区。文章认为西海固地区区域文化具有农耕文化和牧业文化交错过渡性,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主导性,区域文化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以及生育文化的独特性等特征。文章详细分析了区域文化对区域摆脱贫困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加快区域文化建设,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云南少数民族获食模式探讨

获食模式的差异源于人类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云南少数民族获食模式的多样性,既是各民族对当地生态环境适应的结果,也是各民族饮食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反映出云南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本文根据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把云南少数民族的获食模式分为高山峡谷农牧型、刀耕火种-狩猎采集型、山坡梯田灌溉农耕型、河谷盆地灌溉精耕型等类型,并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其地域分布、类型特征、形成原因等进行了分析。     

上海市区有老人家庭居住需求与居住分异

上海是我国第一个进入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城市。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心理状况的变化,老人对住宅的需求有一定的特殊性。居家养老模式下,老人的居住状况直接影响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以老人与子女居住空间距离为标准,可分为共居型、网络型和分离型三种居住类型。受经济、社会、文化及健康状况的影响,上海市区有老人家庭存在居住地段、住宅类型、住宅环境、社区为老服务等方面的分异。     

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本文认为《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列入“三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书自身的质量高下。在唐代的三史中 ,《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 ,但《史记》的地位决非“最下” ,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初 ,史学与进士科没有直接关系 ,国家因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 ,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 ,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 ,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 ,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     

旅游目的地形象概念体系辨析

针对我国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中存在的基础理论薄弱,概念应用混乱的现实,本文系统梳理了30年来国内外目的地形象相关概念,并得出规律性结论。在文献回顾基础上,独创地提出"旅游目的地形象蒲公英模型"和"基于形象构成及生成过程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概念体系",分别用于揭示目的地形象内在结构和归纳对比以往文献中提出的相关概念。     

清代瓷瓶珍萃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素有“陶瓷之国”的美称,他是我国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一项杰出贡献,是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瓷器的制造和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     

杨增新和杨缵绪对新疆财政问题的争论——兼谈新疆各民族的经济负担

杨增新和杨缵绪在新疆财政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不仅反映了政见不同,更折射出北洋政府与新疆地方统治者在如何看待和治理多民族边疆地区主导思想上的差异和矛盾,反映了他们对新疆复杂社会的了解深度和对各族人民的根本态度。     

城固出土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的无损分析及初步研究

为对陕西城固出土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进一步揭示其所蕴含的制作技术和相关考古学信息,采用X光探伤仪、超景深显微镜、X荧光能谱仪及显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仪对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进行了无损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件为锡青铜,3件为铅锡青铜,兽面饰表面铜锈以孔雀石CuCO₃·Cu(OH)₂为主,局部见赤铁矿Fe₂O₃、纤铁矿γ-FeOOH和钙质层CaCO₃。分析结果为这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检测结果,对兽面的铸造工艺、补铸痕迹、铜料配比、小孔的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与殷墟及老牛坡出土同类型器物进行了类比,从而得出了这一地区兽面饰的工艺、风格与该地区铜器整体风格一致的结论,为从材料与工艺层面认知“城洋铜器群”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即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即便是由传统的"蛮夷之邦"入主中原的王朝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政治观念。但是,天下观在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却不得不每每面临诸多强大对手的挑战。因此,每当此时,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边界出现于清朝。即当清朝面临沙俄这样从未接触过的具有全新文明的强大对手的挑战时,近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才最终形成。换言之,只有当中国面临的对手足够强大,或者说其文明受阻于强敌时,天下观才转为国家观,有边无界的状态才得以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