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与江南文士

正马士英是南明弘光皇朝的宰辅,重用其同年友阮大铖,为时论所不容。作为魏阉余孽的阮大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讽刺他的复社成员大张挞伐,或拘捕下狱,或肆意杀害。阮氏迫害清流的罪责,后世大都推到马士英头上。据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马士英对阮大铖的行为是有所限制的,没有放任阮氏恣意妄为。马士英对江南文士,并非抱敌视态度,对其中一些正直有为之士,有意加以起用。他的得力幕僚顾在观,就是江南名士。顾在观是杨龙友的家庭塾师,当马士英任凤阳总督时,龙友推荐他为马氏幕宾。据王昶《春融堂集·顾在观传》载:"在观字观生,华亭人,博览群史,于古今治乱之原,人才臧否     

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正"中华民族复兴"论,就其核心概念"中华民族"与"复兴"旨趣之明确组合的思想自觉形态而言,可以说形成于民国时期,大约在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早中期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风行全中国。但若溯其源头,恐怕还得从清末孙中山的"振兴中华"论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谈起。前者代表排满革命党人的汉民族主义之"光复"理想;后者则预示了后来立宪党人融合中国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的"大民族主义"(梁启超语)之国族"振兴"愿望,它们为共同孕育这一时     

近30年日本宋代江南区域史浅探——以《日本宋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为中心

首先,我结合日本宋代史研究的历程来阐述一下《日本宋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远藤隆俊、平田茂树、浅见洋二编：《日本宋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汲古书院,2010年）是怎样的一本著作。该书在“前言”中将日本的宋代史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第1期（1945年以前）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开拓阶段,这一时期为后来的宋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唐宋变革论”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第2期（1945—1980年）在第1期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地主佃户制、农民斗争和民众叛乱等扎根于历史唯物史观等方面的研究。进入第3期（1980年至今）后,拘泥于某些特定观念的研究及观点被摒弃,取而代之的则是与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日本宋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前言”ⅲ－ⅶ页）。在第3时期中,自1980年以来,日本宋代史研究的手法逐渐多样化,并且对既定概念、思考方式,以及研究框架的重新探讨也开始活跃起来。     

对中国改革历史的思考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重大的政治管理制度的变革,一次是秦始皇变革,他确立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标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权制,代之以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由于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此后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题便是对秦始皇确立的体制进行修补。修补和改革是对危机作出的回应,危机从未间断,改革因此也从未停止。     

影子女人林凤娇

这显然是一个中国式的故事。 素有乖巧之称的名人之子突曝丑闻,民众哗然,父亲顿成千夫所指,因为数十年来,他将原配与儿子冷落一旁,这次终于要为自己的自私背上“教子无方”的骂名。     

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兼谈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内涵和动力问题

本文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范式和传统转型"之内涵,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一家之说,以此为基准,首次全面地揭示了这一转型在戊戌时期得以整体性萌发的各方面之表现和特点,以此论证"戊戌上限说".文章认为,"学战"是戊戌思潮中长期被学界轻忽了的思想主流之一,它构成了这一转型最为强大的动力,同时也给其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弱点.     

阳明心学与汤显相“至情”说

汤显祖自幼受到阳明心学的熏陶。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罗汝芳、达观和尚和李贽。罗汝芳生生之仁的学术思想,达观侠义救世精神,以及李贽“童心”说和狂狷豪侠气质,对汤显祖人生观、政治观的形成,都有决定性的意义,自然对汤氏文学思想与美学思想的核心“至情”说,也有密切的联系。汤氏“至情”说,对明清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