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荣:第一位归国的志愿军战俘

战俘的遣返通常都是成批进行的,何以会出现第一位回国的志愿军战俘?这里有一位鲜为人知的英雄,有一桩奇特而又惊险的故事。由机智而又果敢的英雄行为演绎的这桩故事又有一个令人叹惜的结果,还是让我们走进英雄的世界中吧!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明代青花瓷珍品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品种丰富多彩,有单色,也有彩色,彩色中,又有青花、釉里红、粉彩、五彩等等,但别具特色的还是青花瓷。青花瓷就是用含有化学成分钴的矿物直接在瓷胎上进行绘画,然后罩以透明釉,在1300℃左右的高温下一次烧成,形成蓝白两色相间的瓷器。这种白地蓝花或蓝地白花的瓷器素洁高贵,雅静宜人,入明之后,除这两种青花之外,又出现了黄地青花,豆青釉青花、哥釉青花,大大丰富了青花瓷品种。青花瓷的起源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虽然曾出土过唐代和宋代的青花瓷片,但     

形而下之器: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方法与取径

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新疆和田达玛沟佛寺遗址出土壁画颜料分析

达玛沟佛寺是新疆和田地区重要的佛教遗址,具有极高的佛教及艺术价值,对我国乃至东亚的佛教艺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为研究新疆达玛沟佛寺遗址出土壁画颜料成分及工艺,以壁画文物残块为研究对象,利用体视显微镜、X荧光光谱仪、X射线衍射仪、拉曼光谱仪、偏光显微镜等多种仪器对其进行了分析鉴定。结果表明,达玛沟佛寺所使用的颜料全部为矿物颜料,其中蓝色颜料为青金石,绿色颜料为氯铜矿,白色颜料为石膏,红色颜料为朱砂,褐色颜料为铁红,赭黄色颜料为铁黄。该研究为探索中国西域佛教史、美术工艺史及后期修复保护材料、工艺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鬼斧神工神来之笔——简论乾隆时期陶瓷中的奇巧之作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类御用工艺品的制作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最后一个繁荣阶段。景德镇御窑厂瓷器制作工艺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陶瓷史上的最高水平．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瓷质之精细,釉面之莹润,造型之新奇,色彩之绚丽,可谓登峰造极。正如《陶雅》中评价：“倡条冶叶,不乏奇丽之观。”《饮流斋说瓷》中也说：“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乎鬼斧神工”。当时凡是日常生活中所用器物,均可用瓷器来仿效或取而代之,清人朱琰在《陶说》中曾作过全面概括,他在谈到文房用具时说,     

楚墓棺椁辨识

战国楚墓根据墓主的等级将椁内分隔成多个室,其分室的目的是要分门别类地来放置随葬品和葬具。既然椁内单独构筑成放置棺的棺室,那么在棺室内的木构殓具均属于棺,即使是用厚木板垒砌的葬具,也应属于棺,而不能视为"内椁"或"里椁"。只有这样认定才符合文献记载的棺椁使用制度。     

汉魏人物品鉴的审美取向——蔡邕所撰碑文与刘邵《人物志》的比较

蔡邕撰写的碑文和刘邵的《人物志》，分别是人物品鉴的文学显现和理论总结，蔡邕的碑文和魏晋时期人物品鉴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二者一脉相承。蔡邕和刘邵都充分肯定人的美好禀赋和天性，注重的是才性，这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只是在追溯才性的来源时，两人有同有异。     

《环翠区志》的三个突出特点

<正>一部146万字的巨著———《环翠区志》(以下简称《环志》)由中华书局于2008年初出版了。这是一部优秀志书,它全面、系统、深入、准确的反映了环翠区情,正如区委书记王     

孙中山致威尔逊的三封电函

1914年11月与1917年6月,孙中山曾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三封电函。这些电函反映了孙中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思想和当时的中美关系。这三封电函均为英文,迄今未有中译文发表。 一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次年7月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急需外国援助。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孙中山认为日本和美国是唯一能够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他估计袁世凯政府虽面临严重财政困难,但欧洲列强因财力耗于战争,不可能向袁政府提供援助;如果堵塞袁世凯从日本和美国获取贷款的道路,则袁政府“财源既竭,饷糈     

反日运动在山东:基于五四时期驻鲁基督教青年会及英美人士的考察

五四运动时期,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和齐鲁大学积极投身于山东当地的反日运动。上述两机构之中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他们利用其自身的教会背景,与山东地方精英建立紧密联系,注重学生工作。在反日运动中,他们为参加运动的学生提供场地,配合当地反日运动的开展;利用基督教在归国劳工中的影响力,推动归国劳工加入罢工运动。英美人士,尤其是美国人,对反日运动的配合与参与,虽不能认定系受其政府指示,但无疑与其背后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随着美国国内反日风潮的兴起,山东的反日运动成为美国在华与日本进行商业竞争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