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弟”“祖父”与“子孙”“父祖”——《后汉书》辨正一例

《后汉书·孔融传》载:“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此事表现融之岐嶷早慧,机敏善对,为士林一段佳话。而《太平御览》卷385所引《孔融别传》,亦载此事,其文则作: “（融）谓门者曰:‘我是公通家子孙也。’门者白之。公曰:‘高明父祖常与孤游乎?’”     

汪伪专机“建国号”起义记

一 1945年3月的一天,冰未溶,雪未消,冷风刺骨,寒气逼人。南京城里,一座不太豪华的寓所里,两位身着汪伪空军军官服装的青年,面对面坐在一个宽敞而宁谧的房间里。亲切地倾心交谈着。     

文化景观史视角下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构建初探

国家文化公园是经过长期历史文化沉积形成的、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文化景观地域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弥补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对文化关注的不足。文化景观是一种区域现象,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事业景观,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而成。然而,现有国家文化公园虽在空间形态上体现出显著的线性特征,却较少有研究关注线性形态特征的文化内涵,也忽视了非线性的、区域性的国家文化公园类型。从文化景观史的视角可以看出,历经长期文化沉积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兼具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双重属性,并以线贯性和区域性为主要空间特征。其中线贯性特征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稳定性;区域性则是文化景观的基本特征,区域性文化景观体系也具有国家象征与认同意义,区域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应被忽视。基于此,统筹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属性,整合线贯性与区域性空间特征是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构建的核心所在。     

《小重山》后的选择

营外的梆子敲了三下;三更天,我却丝毫没有睡意。面前的几案上一端放着直捣黄龙的作战地图,一端却是传令后退的十二道金牌。火盆里的炭火只剩下零星几点,一阵风裹着雪冲进帐来,火熄了,夜更冷。砚中的墨冻了磨,磨了又冻。我该如何选择? 今夜很静,往日士卒总会三五成群围成一圈,点上篝火,高唱我填写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但是今夜什么声响也没有,他们都睡了吗?我披了件衣服走出帐外,顿时呆住了:所有的士卒整整齐齐地站在雪地上,雪花一片一片落在他们的盔甲上,     

中国第一宗商标官司

县太爷给了个“说法” 江苏扬州有家“谢馥春”香粉老铺,始创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店铺开在南门下铺街上。店主人谢宏业用“谢馥春”作店名自有含意:主人姓谢,谢乃“凋谢”,不大吉利,便取名“馥春”;“馥”有馥郁芬芳之意,正合香粉铺的特色;“馥”又与“复”同音,和“春”字相连,寓有回春之意。果然,“谢馥春”香粉铺一开张,便紫气东来,财运亨通。又经几年的苦心经营,店主便积累万金,随后在徐凝门新租     

贪财市长一头栽倒"花果山"

11月28日上午8时30分,广西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头上刚长出一寸短发、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李水明被两名法警押着走上了被告席。这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北流市原市长,在3年多的时间里,利用自己职权之便收受李春来、李向东等17人所送钱财共计人民币90.1万元,美金1.9万元。此外, 还有人民币184.8多万元,港币11.7万元,美金700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曾是"广西最年轻市长之一"的李水明是如何沦为阶下囚的呢?     

临时大总统阅兵式总指挥朱履先

朱履先是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是辛亥革命英雄,是抗日战争功臣。他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朝代,见过日本仁治天皇、慈禧太后、孙中山、蒋介石、刘少奇……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一朱履先,1884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其家开钱庄,有良田数百亩,是个远近闻名的殷实之家。黄桥镇上有个忠义祠,是黄桥人民纪念为国捐躯的王良父子、赵世勋、韩胤亦四位至死不渝的民族英雄的。朱履先十分崇敬这些英烈,少年时代他就立下壮志:将来我也要做个卫国为民的大将军。1902年,已经是满腹经纶的18岁的朱履先,认为国势衰弱,列强欺侮,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