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个体行为时空数据的生产过程与质量管理——以北京居民活动日志调查为例

微观个体行为的时空数据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微观过程研究和非汇总方法应用的重要定量依据,而如何高效而准确地生产和管理较大样本的行为数据则是当前制约城市活动-移动系统分析与规划的重要瓶颈。本文以2007年在北京市进行的两天活动日志调查作为案例分析,在国内首次从理论和方法论上探讨微观个体行为时空数据的生产过程和数据质量管理。其中,侧重于理论与经验,从调查内容、调查方式、日志设计、样本抽样和数据库设计等五个方面探讨微观个体行为时空数据的生产过程;并侧重于方法论,探讨如何定量地评估数据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等质量管理标准。最后提出,高质量个体行为数据的获得需要更多的数据生产和管理经验的研究与分享,以及更多数据源的合作共享与比较分析。     

文化景观史视角下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构建初探

国家文化公园是经过长期历史文化沉积形成的、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文化景观地域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弥补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对文化关注的不足。文化景观是一种区域现象,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公共事业景观,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而成。然而,现有国家文化公园虽在空间形态上体现出显著的线性特征,却较少有研究关注线性形态特征的文化内涵,也忽视了非线性的、区域性的国家文化公园类型。从文化景观史的视角可以看出,历经长期文化沉积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兼具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双重属性,并以线贯性和区域性为主要空间特征。其中线贯性特征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稳定性;区域性则是文化景观的基本特征,区域性文化景观体系也具有国家象征与认同意义,区域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应被忽视。基于此,统筹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属性,整合线贯性与区域性空间特征是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构建的核心所在。     

彭德怀为何处决救命恩人之子

正1921年8月,彭德怀率湖南新军第六团的一个连开往南县驻防时,因处死恶霸欧盛钦,被湖南督军赵恒惕通缉,幸被老班长郭得云收留,才躲过一劫。1922年郭得云因病去世时,将年仅14岁的儿子郭炳生托予彭德怀照管。彭德怀先是将郭炳生带在身边,后又送其去读书。1926年郭炳生学成归来时,彭德怀将其留在身边当勤务兵。在彭德怀的提携下,郭炳生历任     

对1984年以前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社队企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是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在农村出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生事物。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集体副业、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它们是中国社队企业兴起的基础。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社队企业大规模出现。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社队企业一直步履维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社队企业才开始快速发展,并为新时期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社队企业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社队企业的历史地位不容忘却。     

蒋经国：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汪长诗是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的第一位妻子,其父汪德官曾任中南九省长途电话局局长,1948年被派往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工作．后退休定居日内瓦。蒋孝武与汪长诗离婚后,两人不仅没有反目成仇,甚至仍是好朋友,汪长诗每年都会固定在寒暑假去台湾。     

动态能力的特征及构成维度研究

本文分析了构成企业动态能力的五个能力特征,提出了企业动态能力的四个构成维度,即组织文化、组织过程、资产和技术状况、成长路径,为动态能力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余杭石马(土斗)东晋窑址发掘简报

德清窑是分布于浙江东苕溪中上游流域、自东汉至唐代、兼烧青釉器和黑釉器的瓷窑群的总称。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的石马(土斗)窑址属德清窑系列,产品包括青釉与黑釉两种,其中以青釉占大多数,黑釉比例较低。本文为自20世纪50年代德清窑概念提出以来的首篇考古发掘报告。     

中国第一个女大法官——访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女法官协会会长马原

想象中的马原,应是一位威严肃然,不苟言笑,令人望而敬畏的法官形象。然而,这位共和国的女大法官却是那么热情和友好,豁达、坦诚、平易以及她干练而健谈的风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第一宗商标官司

县太爷给了个“说法” 江苏扬州有家“谢馥春”香粉老铺,始创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店铺开在南门下铺街上。店主人谢宏业用“谢馥春”作店名自有含意:主人姓谢,谢乃“凋谢”,不大吉利,便取名“馥春”;“馥”有馥郁芬芳之意,正合香粉铺的特色;“馥”又与“复”同音,和“春”字相连,寓有回春之意。果然,“谢馥春”香粉铺一开张,便紫气东来,财运亨通。又经几年的苦心经营,店主便积累万金,随后在徐凝门新租     

元代粤西驿道驿站考略

本文在对唐、宋时期的驿道、驿站进行概述和考辨的基础上，重点就元代广东西部的驿道、驿站加以详细考证，勾略了元代塔刺海哈开辟，并为元代各任官员所修补的粤西驿道、驿站的线路、设置、规模和里程，分析了元代粤西新驿道开辟的历史背景，认为元代开辟新驿道的直接动因是支持当时对战城、交趾的战争，加强广州与高雷地区的海外贸易商品运输。粤西新驿道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大大缩短了西出广东的驿程，而且较之旧驿道更加安全，促使高雷地区进入大开发时期。元代粤西驿道驿站的建设强有力地巩固了对祖国南陲的统治，对后世亦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