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方志学引论

我们既然把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提出来,其间就蕴含着方志学建设本身是否合乎科学的问题。马克思在论及科学研究方法问题时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从马克思的这个教导中可得到这样一个推论：假如我们把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提出来是合乎真理的,那么要切实把方志学营建好还得有一整套合乎科学的研究方法去作保证,而提供这一整套合乎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任务,就只能由元方志学这一新学科来承担。     

求真、求善、求美——论方志写作的学术追求

如果说志书具有学术性,那么这种学术性就是其写作主体所作学术追求的结果。为了研究方志写作的学术追求这问题,我们还得从人类生产的一般特征谈起。马克思在论及动物生产与人类生产差异问题时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动物和人类在生产尺度方面的不同。     

论方志学的转型升级

方志学作为方志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同方志事业一样施行转型升级新战略。方志学转型升级的目标,就是把方志学建成一个具有独立性、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学科体系。其转型升级的任务就是实现从传统型向当代型、从单书型向系统型、从粗疏型向精密型的三个转化,并以扬弃历史遗产、总结当代经验和借鉴相关学科作为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     

方志编纂学理论体系构建论

按照现代学科的要求来建设新方志编纂学,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作一番认真研究的。 一、逻辑前提 所谓逻辑前提就是指理论制高点。方志编纂的传统观念无疑是这样:所谓方志编纂就是编纂方志,就是把地情资料加工为方志     

方志文本学引论

如果说方志这个概念是涵盖从方志编纂到方志接受或从方志实践到方志理论的全过程。那么这个全过程的核心要素则是方志文本(或作品)。笔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故曾给方志作过这样界定：“方志就是一项以编纂和使用各类方志文本为中心的基础性学术文化事业。”(拙文《方志主客体关系论析》,《黑龙江史志》1996年第6期)传统方志学对于方志文本问题也曾有不少论述。     

谈志书真实性、倾向性和艺术性

志书和一般精神产品一样都带有美学特性。志书和一般精神产品之所以具有美学特性．这是由精神产品的生产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论及人类生产和动物生产的差异问题时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论方志学从传统形态到当代形态的转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促进方志学的改革创新和科学化、现代化,有些学者就提出“当代方志学”这一新命题,并把方志学当代形态的构建作为自己的治学目标。例如,巴蜀书社于1990年就出版一部取名为《当代方志学探论》的论文集(张仲荧著),方志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一部取名为《当代方志学概论》(刘柏修、刘斌主编)的专著。     

论方志编撰者的责任和责任心

中国自从有了修志活动就同步产生了方志编撰者。后来随着修志活动的逐渐普及,方志编撰者队伍便逐渐壮大。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编地方志工作的蓬勃开展,方志编撰者队伍已经相当可观。1986年1月,曾三同志《在全国地     

《方志文本学基础教程》撰写述略

<正>方志文本学或志书理论是方志学基本分支学科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笔者就开始关注方志文本学的构建问题。《黑龙江史志》2000年第2期发表拙文《方志文本学引论》。随后拙著《方志学基础     

谈志文概括和寓意

概括和寓意都是志书行文的两种常用方法。如果志文不做概括,就会变为平铺直叙的流水账;如果志文没有寓意,就会变为没有味道的“白开水”。尤其编纂著述型志书,更是要注意运用好概括和寓意这两种方法。本文就此问题谈点学习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