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叙事——《南方文物》“历史时期考古”栏目开栏语

当中国考古学发展建设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南方文物》及时地设立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专栏,其意义极为深远。受编辑部委托,首期开栏之际,借此机会将这个栏目将要承担的任务和我们的一些思考加以表达,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共同来办好这个栏目。     

吉隆沟：蕃尼古道

吉隆县位于藏南日喀则地区西南部,距离日喀则市490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84°35’至86°20＇,北纬28°3＇至29°3’。其北以雅鲁藏布江为界与萨嘎县相隔,东连聂拉木县,南、西南与尼泊尔王国橹稚,国境线长162公里,是西藏自治区边境县之一。吉隆县人口一万多,耕地约1．3万亩,草坊130万亩;森林面积42万亩,是个地广人稀、林草资源优势较为突出的僻远山乡。     

宋僧继业西行归国路经“吉隆道”考北大核心CSSCI

宋人范成大在其《吴船录》中,引用了蜀地高僧继业西行天竺的巡记。其中关于继业归国时的路线,涉及唐代新开辟的经过吐蕃西南的高原丝绸之路重要干线"吉隆道",但过去的研究对此语焉不详,且有所误解。根据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资料,可以证明继业此行的归国路线的确利用了蕃尼古道中的"吉隆道",是从藏地回国,再经吐蕃腹地回到国内,最后抵达唐代益州的佛教名山峨眉山。由此表明,唐代所开通的这条中印交通路线至宋代仍在发挥作用,并非某些文献记载所称的到唐代中后期已经关闭,从中也反映出宋代汉藏关系的一些新动向。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两尊南朝石刻造像

四川大学博物馆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其前身为华西大学博物馆,创建于1914年。馆内现收藏有各类文物4万余件,其中包括成都地区发现的一批石刻造像。在这批石刻造像中,有两尊造像为具有明确纪年的南朝时期佛教石刻造像。由于过去对这两尊石像均未加以刊布,为便于学术界对我国南朝造像作深入的研究探讨,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一 1.梁中大通四年(532年)释迦像红砂岩质背屏式造像。上部已残,残高     

近十年西藏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西藏高原的考古学研究史,可以上溯到西方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探险与考察活动。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的天主教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我国内地进入到西藏,在阿里和卫藏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在国外所公布的根据亲身经历和调查所获的有关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的资料,成为西方学者研究西藏的开端。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学者研究汉学以及佛教、东方历史与语言形成一种国际风气,先后有英、法、德、俄、意、匈、日等国学者开始从事关于“西藏学”的研究,从而带动了西藏考古工作的陆续开展,并一直持续到西藏和     

西藏石窟解码——西藏石窟崖壁上的千年佛光

中国的石窟寺,是特定时代里的佛教艺术形式,它源于印度,经历东晋十六国的初步发展,北魏到唐朝的繁荣昌盛。延续至明清,其意义无须赘述。石窟寺集建筑、雕塑、文化、艺术、宗教等大成于一体．可谓历史文化的瑰宝。     

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

六朝陵墓地面与地下均有镇守性质的神兽雕刻或图像出现,其题材及风格与汉代墓葬之间既有渊源关系,更有新的文化因素。其中以狮子为代表的陵墓装饰中瑞兽系统的形成,与过去的"汉制"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这些变化体现出"晋制"形成的标志性特点,并对唐、宋墓葬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百年苍桑：古格王国达巴遗址考古调查记

在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的千山万壑之中,被岁月的风尘掩埋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古代遗址,它们铭刻着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但却悄然无声地在荒原戈壁上历经过百年苍茫。古格王国时期的达巴古城．就是其中之一。1992年和2004年,我曾两次到过达巴进行考古调查,从遗址的断壁残垣之中,真实地触摸和感受到了这段珍贵的历史片断。     

镌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洛扎吐蕃石刻

洛扎镇这座西藏边境线上的小县城坐落在洛扎河畔,美丽而宁静。县城呈长条形东西一线排开,两面临山,一面临河,洛扎雄曲河日夜奔流咆哮着从县城边上流过,朝着远方的国境线奔去。在县城的尽头,看似“走投无路”之际却在山崖上开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弯曲延伸着继续通向密林中的村寨。早上,当薄雾还未散尽时,我们已经启程沿着这条公路前往洛扎门当石刻地点考察。     

探访“九层古碉”色喀古托——洛扎考古记行之三

色喀古托是西藏古代素负盛名的一座寺院,位于洛扎县色乡境内一处幽静的山谷之中,寺院建在两山对峙的谷地平台上,周围森林密布,溪水环流,景色宛如世外桃园。为了补拍一张色喀古托在太阳初升起时分的全景照片,这天,我们的考古小分队特地赶了个大早,在洛扎县民宗局罗布局长的陪同下登上了可以俯瞰色喀古托寺全景的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