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科体系的研究方法探微

方志学科体系,是近几年方志理论界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也是方志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一点已被方志理论界人士所承认和接受。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方志学科体系,是建立、发展和完善方志学科体系的首要问题和中坚问题。本文试就方志学科体系的研究方法谈几点不成熟的认识,就教于同行。     

论苏联“二战”期间的对日策略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战爆发后,既有来自德国的隐患,又有来自日本的忧虑,面临东西夹击之危。这种复杂而艰险的国际局势,要求苏联不仅要具备坚韧不拨的斗争胆识,而且必须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苏联对日本从公开对抗到信守“中立”,委屈求全,再到对日出兵决定的个別渗透和局部披露等一系列决策,虽然局部上在一定时期内有损其他国家的抗日斗争,但从反法西斯的大局着眼,仍然是斗争策略的灵活运用。拙文仅欲就此谈谈管窥之见。     

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

用一套严格的史官制度,以保证史事的连绵不断的记注和撰述,这是我国古代史学—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和传统。史官制度在我国起源很早。《世本·作篇》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日:“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仓颉居其职。”这说明,在我国,打从文字一产生,便有了以记事为职的史官。殷代的甲骨文中,有“乍册”、“史”等字样,而刻甲骨文的“贞人”,也就是那时的史官。周代的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不仅周天子的中央王朝有史     

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

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的卷首,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在书中其他篇章又多次论述“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而柴德赓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第4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     

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

读了陈其泰同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浅议》(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很受鼓舞。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初期学术界曾展开过热烈讨论,意见分歧,未取得一致看法。我非常同意陈同志的意见;“尽管问题复杂困难,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彻底解决,但我们现在至少应该作出尝试而不再拖延”。史学史和其他学术史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中国史学史,就是要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和各时期的特点。这种规律和特点,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它不是孤立的,无论是从产生到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斗争有着密切阿联系。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势必要     

《汉纪》对编年史体的创新

荀悦《汉纪》,在我国古代编年史(特别是断代编年史)的发展过程中,曾起过发凡起例的作用,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过去的史学家和史学评论家们对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知几把《汉纪》同《汉节》一起,作为断代编年史和纪传史的开山,将我国古代最主要的两大史体——纪传体和编年     

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

1974年12月5日,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大队强家生产队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批西周铜器,省文管会扶岐考古工作站闻讯后即前往现场进行调查了解。铜器出土于强家村西稍北300多米处,共七件。计:大鼎一件,特钟一件,(白匕殳)二件,(白匕殳)盖二件,镂空豆一件。据社员反映:它     

元结:力能扶世、政能济民的唐朝名臣

正元结(719-772年),字次山,河南鲁山县人,素以"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著称于世。其实,元结不仅写出了富于正义感的优秀的现实主义诗文,更让满腔热血结出了一树现实之果。元结生活的玄宗、肃宗、代宗时期,正值唐朝由盛转衰,由盛唐步入中唐,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顷刻间把唐王朝搞了个昏天黑地,国家和人民均陷入水深火热中,元结以其     

西安长安隋张■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

2006年2~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了一座隋代纪年墓。此墓为长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的单室土洞墓,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随葬器物150余件,有陶俑、陶畜禽、陶模型器、陶器、釉陶器、瓷器、铜器和铁器等。据墓志可知,墓主张夫妇合葬于隋大业三年(607年)。     

庄子钓鱼

《庄子》写了两个钓鱼的故事,十分生动,也十分有名。千百年来,被反复援引,广泛传诵,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巨大的精神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