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社会思想与时代的选择

在我国文化典籍宝库中,《史记》堪称是一部具有久远价值的不朽著作。封建时代不少进步学者把它视为著述的楷模,近代主张输入西方新学和倡导“史学革命”的梁启超称书中“常有国民意识”;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直至今天,处在改革与开放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仍然一再从其《货殖列传》、《平准书》等篇章中总结司马迁主张发展商业交换、鼓励人们自由致富的思想,从中吸取营养。《史记》具有如此久远生命力的秘密,我认为,在于司马迁从总结客观历史进程和研究社会现实情况出发,勇于形成自己独立的社会思想体系,表达了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寄托本人进步的社会理想,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民性、民主性精华,所以才能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洗炼,而更加显示出其     

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

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结束至今已经整整九十年了。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质量上乘、令国人感到满意的清代史。因此,立即实施由政府立项资助、组织全国专家共同纂修大型清史这一世纪性文化工程,已成为史学界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同的迫切要求。在这次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史纂修研讨会”上,与会的150多位学者对包括纂修清史应采用什么体裁等重要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使我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启示。承蒙会议组织者的雅意,安排我在5月19日就纂修大型清史的体裁问题作大会发言。我在发言的开头讲了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

今年,全党、全国人民迎来了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等先驱人物撰著一批宏文以来,正好也经历了九十年,她的成长、壮大、发展、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息息相关。九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人,始终以"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学术品格,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作为恪守不渝的研究指南,把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作为治史方法的根本准则,将素称发达的中国历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予以有力的推动。在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疾风知劲草",一批忠诚、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勇敢地挺身而出,抵制了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捍卫了历史学的尊严和科学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砸碎精神枷锁,冲破禁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勇于创新,迎来了学术园地百花盛开的大好局面。九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经验,尤其集中体现于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并且对研究工作发挥了指导作用。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认真总结以往理论的创造、方法、道路、价值等,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新世纪的史学,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李根蟠教授等学者,分别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读毛泽东"古今中外法"札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理论创造的风格》、《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等文章,提出了深入的思考和创新见解,以飨读者。     

学问家如何写通俗历史读物——范文澜《大丈夫》成功的启示

范文澜撰成于民族危机关头的《大丈夫》一书,大力表彰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25位英雄人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时期产生了激励民众杀敌御侮的巨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堪称是当代进行历史教育的成功范例。其感人精神和成功经验,对于今天学问家如何撰写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准确,形式上又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通俗读物,提供了极可宝贵的启示。     

“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认真总结九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是反思以往和展望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风靡一世,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信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之初,李大钊等先驱者撰写的论著,已鲜明地显示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继之,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长达十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进步学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学术探讨和社会调查,批驳了错误观点,论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这些正确结论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推进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至抗战时期,以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为代表,一致明确地以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从事理论创造和撰成一批力作,从而使以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壮大、发展。     

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自马骕至梁启超对新综合体的探索

一、为什么要重视体裁的运用和创新历史编撰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是史学发展中毋须重视的枝节问题。任何史学著述都不能离开一定的体裁形式,它是史家所欲表述的观点和内容之所依托,借助它来表现自己多年以至终生的研究成果,借助它达到读者当中而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体裁形式运用得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史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它理解和欢迎的程度,影响到史书的社会效果和流传价值。历代有识史家无不在重视观点、内容的同时,重视体裁的运用     

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成就略论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90华诞,是他从事学术工作70周年,又欣逢他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这部历时二十年而最终完成的巨著,以其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的鲜明性,以其内容极为宏富、探讨几千年中国历史各方面问题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其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和科学性、时代性,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白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司马迁对两千年来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撰成气魄雄伟的不朽巨著 ,为史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成为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史记》又运用高超的文学手法来写历史 ,刻划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成为历代作者揣摩效法的古典文学的典范之作。司马迁“最通经学 ,最尊孔子”,对确立孔子作为古代圣人的地位贡献至为巨大。《史记》突出地表现出大一统民族观 ,并对各家学说兼容并包 ,因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巍峨丰碑。总之 ,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考察 ,司马迁是仅次于孔子的 ,又一位对中华文化影响最大的杰出人物     

白寿彝先生学术创新的风范

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白寿彝先生辞世已有五年了。五年来 ,他的音容笑貌仿佛仍时时出现在我们眼前 ,他的研究成果和许多卓越的见解更时时被人们谈起 ,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仍然活在当前的学术工作之中。白先生在学术园地上辛勤耕耘达半个世纪 ,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民族史、中国交通史等诸多领域都有精湛的建树。尤为令人敬佩的是他长期保持常青的学术生命 ,不断提出新问题 ,推动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面掘进。就专门史而言 ,白先生毕生付出最多心血的就是史学史。 1 940年 ,白先生就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 ,…     

从“文化视角”到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治史心路回眸北大核心

治学理念是研究者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主观抉择总结出来的,治学理念形成之后,应当在研究工作中得到认真践行,并且与时俱进,予以提升、发展,这对学术工作的创新有重要作用,需要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是从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史理念,主要是将历代史学名著的成就置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之中,考察史家对时代特点的认识;同时又通过史学名著,考察中国文化传统如何得到继承和发扬,展现出怎样的特质和魅力,对推动社会前进和学术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运用这一双向考察的理念与方法,对中国史学演进道路和史学名著进行创造性阐释,发掘其非凡成就、哲理内涵和宝贵价值。在此基础上,考察传统学术的精华何以通向马克思主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点”和“传统思想中的闪光点”相贯通的内在逻辑。继而,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这也是对“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双向考察”这一理念的进一步践行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