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亭县出土的几件白釉釉下黑彩瓷器

白釉釉下黑彩是磁州窑系瓷器的主要特征之一。磁州窑系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窑场主要分布于今河北、河南、山西一带。它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除白釉、黑釉外,还有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白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下褐彩、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白釉红绿彩和低温铅釉三彩等。其中的釉下黑褐彩器和在器表题写诗句作装饰的作法,明显受到了唐代长沙窑的影响,并为元代青花瓷器的出现作了准备。根据现有考古材料表明,磁州窑本身烧造瓷器最早出现于北宋中期,元代以后衰落。     

翁方纲及其经学思想

在清代乾嘉学者群体中,翁方纲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物。他生平精心汲古,宏览多闻,既能诗文,又擅书法,更精鉴赏。他对诗歌、书画、谱录、金石学等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且著作等身,仅流传下来的著作就有《两汉金石记》、 《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文集》、《复初斋诗集》、《石洲诗话》、《经义考补正》、《礼经目次》、《苏诗补注》、《苏斋笔记》等数十种。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翁方纲的研究却付诸阙如。本文仅就其生平及经学思想略加论述,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     

国民政府铁道部组织概述

一历史沿革中国创办铁路之初,无专属机关。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始将铁路事务划归总理海军衙门管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设统辖矿务铁路总局,铁路事务乃脱离衙门而独立。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矿务铁路总局奉令裁撤,所有路矿事务遂归并于商部通艺司。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同时设邮传部路政司,以专管路政。另设邮传部铁路总局,以专管借款各路行政。     

大安通宝为西夏铸币辩

大安西夏钱,为西夏惠宗李秉常大安年(1074—1084)铸,分为西夏文大安元宝和汉文大安通宝钱,后者为隶书之风格,前所见有背穿上仰月纹,大字版、直读、径25·1、穿7·5、厚1·3mm,青铜泛微黄,系内蒙林西县三道营子村窖藏发现。当时泉界轰动,泉坛前辈卫月望和吴宗信老先生所考证,此币风格、铸造工艺有西夏之气息,无辽币之风韵,定为西夏大安年铸西夏币;又者,清代孟麟《泉布统治》录一枚,也已经考大安通宝为西夏之物。从“大安通宝”的出土情况看,主要发现于西夏故地。除1981年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窖藏出土一枚外,辽朝境内至今无第二枚出土。而西…     

论良渚文化中心聚落的特殊性

良渚化的中心聚落一直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表现出了自身的特殊性。由于宗教巫术的盛行以及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紧密结合,使良渚化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消耗到与宗教有关的大型建筑工程之中。另外龙山对代长江下游地区比较安宁,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威胁也是造成这一特殊性的重要原因。     

风情万种的阿姆斯特丹

荷兰旧称尼德兰(Netherland),意即“低地”。面积4．15万平方公里,人口1600万。这是一片十分奇特的土地,约三分之一都在海平面以下,且多港汉洼地。荷兰人素有筑坝抗洪、围海造田的传统,谚称：“上帝造人,荷兰人造地”。这里的主导风向是清劲的“大西洋西风”,夹带着细密的阵雨。此地每年大约有200天下雨,但降水平均强度不大。     

北京东岳庙喜神殿碑识读

根据现存碑刻资料,明清时期,朝阳门外的东岳庙集中了北京地区最多的香会组织,其中不少是以行业组织为背景。在主殿岱宗宝殿西侧最北端的《梨园重建喜神殿之碑》便是由梨园行公会捐立。碑原址在后罩楼东北角喜神殿前,民国十七年(1928)镌刻。1999年重修东岳庙时,将其挪至西碑林,成为记录喜神殿创建历史的唯一文献资料。碑身高约1.0米,宽近0.68米,16行,行23字,方座,碑额题《梨园重建喜神殿之碑》,仅碑阳刻有文字,现抄录如下:燕都朝阳门外东岳庙开山宗师张公留孙始建于元代,祀天齐仁圣帝,两庑丛神如林,俨若官舍,人禽鬼物,各有职司,迄今五百年,香…     

小议新疆异版红钱

本人收集红钱已十年有余,但一直没有系统研究过,仅仅停留在收藏阶段。近年将以前收集的红钱大致整理了一番,发现一些各式各样的变异红钱非常有意思,想就异版红钱与泉友进行交流,但由于泉识浅薄不知该从何人手。看到施励斐先生撰写的《新疆“变异红钱”的成因及其价值》（《新疆钱币》2006年第四期）一文,我深以为然,很受启发。撰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一是想就“变异红钱”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并在有些问题上与施励斐先生及广大泉友进行交流;二是将自己收集的变异红钱与广大泉友共赏。     

努尔哈赤崛起与李成梁关系史事钩沉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成功崛起和当时镇守辽东的明朝大将李成梁有无关系,有怎样的关系?历来治史者对这个问题各有说法,本文钩沉有关史料,加以梳理,以期对此问题得出一个明晰准确的结论.     

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述评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改革史。20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改革史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改革史”学科范型基本构成;社会改革作用、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改革成败规律等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突破和发展。“改革史”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继续呈现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