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的东京之行

混入日本,东京审判有黑幕 1947年夏天在上海,最后一批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我当时是《改造日报》的记者,随同几个日共地下党员混杂在人群中,搭乘邮轮到达了日本港口佐世保。上岸后,海关检疫站误认我也是＂归来者＂,经过喷射消毒粉剂后,也发给我一件《欢迎归来,您辛苦了!》证件——凭此证件可免费乘火车到东京,膳食均免费。     

我所知道的刘仁静

1927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因为学潮问题,认识了在列宁学院的刘仁静.当时,他支持东大同学的"反官僚主义"(反"旅莫支部"的官僚作风)活动,颇有正义感,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大7岁,见多识广,因支持东大同学,被学校当局上报共产国际,成了被打击的"反对派".学潮的结果是"各打五十板"--"旅莫支部"被撤销,负责人武和景(即武胡景)等被遣送回国;改善了学习环境(增加俄文教师、在图书馆允准学习马列原著、对中国同学平等讲解……)等.同时也惩罚领头闹学潮上访的人,开革五名同学:两人改送列宁学院学习,三人远遣列宁格勒的军政学校.调到列宁学院的两名同学朱代杰和马员生都与我友好,我就时常去列宁学院访谈,由此也与刘仁静熟知了.     

国民参政会中的怪状

1939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大学召开。当时我兼任国民参政会外交组的秘书,在这里,我目睹了一幕幕滑稽闹剧。 当时国民参政会外交组的召集人是罗文干。此人曾是烜赫一时的人物,历任北京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司法部总长、财政部总长、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外交部长。他一身傲骨,有股犟脾气。后因鄙夷蒋介石,失去权位。现在忝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作为外交组的召集     

中共第一个工人党员徐梅坤

上个世纪20年代初,国共第一次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进行“国民革命”。这时候,中国共产党还在草创时期,陈独秀的周围只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党组织当时凝聚的战斗力:一是从法国回来的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等人;一是由苏联归国的瞿秋白、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等;此外,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有李大钊、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陈独秀感到,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结合一个工人入党,在党内听不到工人的质朴语言,也无人能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很是遗憾。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陈独秀在《民国日报》编辑部…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陈独秀和周恩来

1925年5月31日,"五卅惨案"的第二天,我随同游行示威队伍再次去南京路,抗议昨天英国巡捕开枪杀害游行群众.因大雨阻止,又因已经三罢(罢工、罢市、罢课),南京路上凄清无人,示威队伍星散零落,我不得不折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