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方鼎铭文管见

德方鼎的铭文,郭沫若院长在《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談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1959年第7期)一文中曾經考释,因为德方鼎和德鼎(即所謂大鼎)目前都藏于上海博物館,故个人得有机会对证原物,将郭沫若院长的文章仔細地讀了几遍,觉得非常富于启发性。如释"易(?)字作益(?),可以看出易字是益字的簡化","益乃溢之初文,象杯中盛水满出之形,故引伸为增益之益,"又云,"益既引伸为增益,故再引伸为锡予"等等,都是非常精确之說。德方鼎铭的本身問题,看到郭院长的見解,虽然也感觉到很新颖而有一定的說服力,但考虑的結果,发现     

论和谐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和谐发展,是发展形式的集中体现。和谐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和谐发展是解决前进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法论的核心和集中体现,是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力。和谐发展的水平决定着社会和谐的发展程度,离开了和谐发展,改革发展中的所有矛盾和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因此,毫不动摇坚持和谐发展,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冯玉祥居晋日记简录

1929年至1931年。中原大战前后,冯玉祥先生为联合阎锡山共同讨伐蒋介石,于1929年6月莅晋与阎共商讨蒋大计。在晋期间先后在太原晋祠、傅公祠、五台西汇、建安村等地居住。并在日记中详述经历情况。1930年3月,冯返潼关、郑州、新乡等地督师后,日记则多记冯、阎合作反蒋过程、电信往还、款械补给、军事进展情况。1930年8月,阎、冯联合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等在北     

2001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

如果将加藤繁、内藤湖南作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的话 ,那么 ,周藤吉之、宫崎市定就是第二代 ,斯波义信、梅原郁就是第三代 ,而追随第三代求学的学子们就应该是第四代了。2 0 0 1年五代宋元史学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 ,在第三代学者仍然健在的同时 ,属于第四代的新一代学者成为学术界的领头羊 ,各自积累多年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问世。另一方面 ,力图克服长期以来令人担忧的研究课题琐碎化、学问之间缺乏共鸣现象的尝试也有所展现 ,共同创造了与新世纪第一年这一崭新的时代相符的学术气氛。值得注意的动向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宋代史…     

官二代走私，运输处长倒霉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陪都重庆亲下手令,处决了三个有地位有靠山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这三个人就是：成都第八任市长杨全宇（1938至1940年任成都市市长）,中将兵役署长程泽润,以及本文要述及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处长林世良（1907-1942）。     

从日记看阎锡山晚年心态

曾任北洋政府督军、省长及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统治山西近40年的阎锡山,于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围攻太原战役中,逃离太原,飞往京沪。1949年6月至次年3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在此期间,他曾以“调人”身份,     

爱国民主战士杜任之

杜任之同志,是山西民主同盟的创始人,是我国社科界的知名学者,他毕生追求革命,献身党的事业,在长期的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的解放及科学文教的建设和发展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认识任之是在40年代第二战区首脑部驻地的晋西吉县克难坡,当时我任阎锡山的秘书。他每次因公见阎,总要到秘书室与徐墉若和我坐一坐,谈谈时事,而后去阎新居住的窑洞与阎议事。记得是1942年秋,阎派他去孝义地区任组、政、教、经统委会主任。临行前他去找我说:“蓼源,陪我看看赵老先生。”我遂陪他去距我办公处不远的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居室。恰好宗复(赵戴文之子)同志由隰县回其父处,相见甚欢。赵老先生对杜说:“你走我知道了! 孝义那里形势复杂,你要谨慎。日本人想经济上困死我们,你去要和晴波(指楚溪春)配合,打破日本人的经济封锁。这是     

冯玉祥谈韩复榘之死

韩复榘(1890——1938),字向方,河北霸县人,原是冯玉祥部列兵,后历任冯部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河南省政府主席,1929年投靠蒋介石,历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山东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司令.日军进攻华北时,不战而放弃山东,遭到全国舆论之谴责.蒋介石迫于人民压力,并因韩长期截留地方     

中国服务业改革的起源与动力

正中国服务业改革起始于1978年。与农业、工业领域的改革不同的是,服务业改革是从集市贸易、个体经济等开始的,对原有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存量所有制关系等并没有造成明显的冲击。服务业领域的改革是因为就业压力与需求动力推动的,在放开所有制限制、放松行业准入等方面,并不滞后于农业、工业。在服务业改革开始启动时,思想解放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