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

<正>封建社会,女子无异于男子的附属品,她们缠足、细腰、束胸、穿耳、剃眉等,不惜损坏身体来满足男人,身心备受痛苦。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妇女开始获得解放。她们从形体到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地位     

菏泽安邱堌堆遗址发掘简报

菏泽市在山东省西南部,《禹贡》属豫州之域,清代为曹州府治,现为菏泽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由于历年黄河泛滥,古代遗址多被洪水浸没,深埋于积沙之下,不易寻找,长期以来影响了考古工作的开展。1984年春,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师生来此选择实习地点,与地区文展馆和市文化馆同志共同决定在安邱堌堆进行发掘。遗址位于菏泽市区东南12公里,在佃户屯乡曹楼村东南的安邱堌堆上(图一)。堌     

满语和汉语的互相影响

在肃慎的后代中,与汉族发生密切关系者当推粟末靺鞨、女真、满族,尤以满族与汉族的关系最繁多而长久。自明初以来女真诸部频频迁徙,明政府设立大量卫所以行控制,对女真上层人物封官授职,并开马市贸易。这促进了女真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女真人来往汉区贸易,同时接受汉文化影响。贸易促使双方经济发展。先进的汉文化进入女真地区,不能不影响语言,女真语中的大量汉语借词即来源于此。努尔哈赤建立后金,随即进入辽沈。其后不久,满族入关,清成为全国的中央政权。这时大量满族人迁入关内,满语和汉语的互相影响到此时发展至最高峰。应该说,汉语影响满语在先,满语影响汉语于后;这无可置     

扬州出土的古代波斯釉陶研究

江苏扬州在唐代是商业繁华的重要贸易港口之一,各国商人云集。据《旧唐书·邓景山传》载,当时在扬州的波斯人达数千人之多。唐人笔记及扬州地方志中常提到"波斯邸"、"波斯庄",表明不少波斯人在扬州长住。扬州出土的唐代陶俑中,也可见到波斯人的形象。最近几年在扬州三元路、汶河路等地发现的罕见的波斯釉陶器皿残片,其数量之多,更加证明当时居住在扬州的波斯人为数众多,同时也说明唐代扬州与波斯     

康熙《黄河图》考说

<正> 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船越昭生先生在1986年第4期《地理》杂志上发表文章,考释了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的《黄河图》。《黄河图》以抽象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描绘了1855年以前黄河夺淮入海时期从渭河口以下直至海口的河道及治河水利设施、山川、城镇、寺观和古迹名胜,有很高     

开封繁塔石刻记

繁塔始建于北宋初年,是开封市内现存最早的砖石建筑。它不仅结构奇特,满壁佛砖,而且保存有一百多方以北宋为主的历代碑刻。其中宋代石壁佛经在《中州金石志》、《寰宇访碑录》等书中曾有著录,而多数修塔捐施题记则因其文辞简陋,不为金石界所重。河南博物馆关伯益先生曾拓编《繁塔石刻志》二卷。因故未能面世,1930年又择其中五十品编缀成册,名《繁塔石墨撷英》,惜拓本有限,流传不广。近几十年来,繁塔基本处于半封闭状态,外界对塔内碑刻实况     

清代方志的编修、类型和特点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级官府的高度重视,修志局馆的普遍建立,名家学者的广泛参预,使这一时期的修志规模和成书数量都远远超过以往各代。清代方志基本因袭前人创设的体例规制,但其品类更加多样,内容更为充实,大部头的通志纷纷涌现。由于参加修志的学者的学术渊源不同,因而所纂志书呈现出极不相同的面貌,或偏重于地理沿革,或偏重于社会历史,在书写形式上,有以撰述为主,有以考据见长,形成了鲜明的方志流派。清代方志理论研究已较有系统,领域更为开阔,以章学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历代方志学成果进行了认真总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而提出新见解、新理论,他们     

满文书影集锦——《清文总汇》

康熙时代编成《御制清文鑑》是清代早期的满语词典,按部类分别收列词条。有一位学者李延基根据《御制清文鉴》改为按十二字头列词,编成《清文汇书》。到了乾隆时代,随着满语规范化而产生大量新词,皆以前的词书中所未收列的。因此,乾隆时代有一位满族学者爱新觉罗宜兴收罗这些新词,编成《清文补汇》。     

谈谈清代的满语教学

有清一代,正规的满语教学持续近三百年之久,至辛亥而废,至今已八十年。受过正规满语教育的诸前辈均已逝去,致当时满语教学的实况现已鲜为人知。近些年来,世界上之学习和研究满语者,读音皆为机械拚读,即按照规范语书面所写者逐音拼读,至于满语口语与书面语之关系,则少有人注意。本文拟略读清代正规满语教学的实际面     

论顾炎武两大代表著作中的内部结构

一部科学专著之所以具有权威性,当然自有它各方面的特点,但其中的特点之一,一定得是结构严整,而这种结构严整,又不是单纯由作者头脑中臆想并构造出来,而必须是这一专著所研究的对象、那些现象和衍变在作者头脑中之精确的反映。顾炎武的两部代表著作——《音学五书》和《日知录》,正具有着这样的特点。并且,正由于这种结构严整是自客观反映而来,所以两书的结构严整又各有各的特色。兹分别分析之于如下的两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