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政府结束后的孙中山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阶级地位、认识水平,和对事物的了解程度所制约的。一种认识,一经形成之后,往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即使实践证明它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

周恩来是20世纪的伟大政治家之一,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他对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他精力充沛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谦虚谨慎、周密细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直深深地留在亿万人民的心里。     

武昌起义后各省独立的鸟瞰

1906年4月出版的《民报》第3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横议·发难篇第一》的文章。它所讨论的问题是,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来推翻清朝政府。正面讨论这样尖锐的问题,在当时众多的革命刊物中亦属罕见。 这篇文章把发难的方式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扼吭”,就是一举倾覆对方的首都,以临天下;第二种“负隅”,这是先雄     

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从蓬勃发展到跌入低谷,并不偶然。北伐前,中共在农村中做了一些工作。基础仍相当薄弱;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在合法条件下,通过各级农民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迅速开展起如火如荼的斗争,但还存在两个严重弱点。湖南的军阀和地主武装势力根深蒂固。中共却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一旦旧势力猛烈反扑,一切民众运动便塌台了。     

杜重远和《新生》周刊

杜重远创办的《新生》周刊是 2 0世纪 3 0年代国内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在复杂而沉闷的环境中 ,杜重远通过《新生》这一阵地 ,坚持宣传抗日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本质 ,号召广大民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抗日救亡。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 ,杜重远是党外志士仁人的杰出代表。     

读《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乔木文丛》是胡乔木同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它的出版是十分可喜可贺的事情。我想对其中《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这本书谈一点自己的体会。乔木同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他在填写表格时把自己称为党史学者,可见这是他的科学成就中特别突出的一个方面。《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这本书中,收的绝大部分是他讲话或谈话的记录。有些讲话和谈话,我当时也在场。其他记录稿以前也看过。每次听过和看过以后,总有一种在思想上豁然开朗的感觉,受到多方面的启发。我联想到胡绳同志说过的一个比喻。在80年代初期,党史界一部分同志中有种风气:靠抛材料…     

1949年：中国的社会大变革

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而是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1949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以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现代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     

金冲及先生治学答问

自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以来,从上海到北京,从大学到研究机构,从当年满怀激情、初出茅庐的青年历史工作者到成长为如今著作等身、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金冲及先生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在细致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以创新精神作为推动历史研究不断前进的源动力,才能使历史研究更好地肩负起增强人民爱国主义情感、维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伟大责任。对学问扎实深入,对外界不等不怨,对未来充满希望,金冲及先生的话语中流淌着对新一代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深情关怀与殷切期望。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过后只有7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两年多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

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中,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采取了废科举、兴学堂、发展交通、改进司法制度等改革措施;还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相继设立了谘议局;1908年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然而,清政府打着开办新政的旗号,增捐加税,横征暴敛,对民众进行无休止的掠夺,将专注于工商业的国内立宪派也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辛亥革命前夕,清朝统治集团对外一味屈从,其政治腐败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最终为民众所共弃,它的覆灭是必然的,谁也挽救不了。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的说法,终究是“纸上文章”,“不当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