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盟湖北省委成立经过及初期活动

湖北省原有台盟盟员6人(曾重郎、戴见能、江水生、林春水、林树枝、杨源英).因为人数少,所以没有成立支部,只成立小组,直属台盟总部领导.1956年10月台盟湖北省直属小组宣告正式成立.后于1957年4月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民主党派恢复工作,1979年8月台盟湖北省直属小组恢复活动.同年11月29日,台盟湖北省直属小组改为台盟湖北省支部.随即抓紧进行组织建设,先后两批发展新盟员27人,转入1人.至1980年12月,共有盟员34人.     

不道德商业行为举隅

在商界中,良莠不齐,在许多义商以信义著闻于世的同时,也有大量坑蒙拐骗,为社会所诟病的现象存在.有以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掺杂作假,操纵物价等方式扰乱市场,来牟取暴利的大奸商;也有搀售低货,高抬物价,混用伪币,礼貌疏脱,言语侮谩的街头小贩,如号称“老虎”的估衣摊,玩弄鬼把戏的卖布头者,坑人的绸缎摊,卖“过街烂”鞋的“低头斋”,巧设骗局的钟表摊,出售“砒霜酒”与“鸽粪酒”的酒店,生产“什锦牌香烟”的“快手公司”等等.这些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危害性相当大,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社会经济秩序,阻碍商业现代化、规范化的进程.下面根据有关史料,将不道德商业行为举例介绍如下:首先说一下冒牌.在不道德商业行为中,冒牌是一种较普遍的行为.冒牌主要有假冒名厂名店招牌和假冒名牌货两种.名店的招牌往往很吸引人,     

论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枪会

论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枪会郭晓平民间枪会组织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独特产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鲁西、豫北、冀南为中心,遍及晋冀鲁豫苏皖６省结合部的广大地区,枪会组织迅猛扩张,一度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本文拟从抗日战争时期枪会的兴亡...     

汉朝的七国怎样产生?吴楚七国之乱怎样形成?经过和结果怎样?

汉朝的七国,有西汉建国初年的异姓七国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的刘姓七国的区别,汉初异姓七国是刘邦分封的;楚(韩信)赵(张耳)燕(臧荼)长沙(吴芮)淮南(英布)梁(彭越)韩(韩王信)。刘姓的吴楚七国,是刘邦“杀戮功臣”消灭了异姓七国后,经吕后惠帝文帝陸续改建的,(共有二十多个)而在景帝时起兵对抗汉朝中央政府的是吴楚七国:即吴、楚、膠东、膠西、济南、灾     

云南少数民族父系家庭公社的考察

母权制的复,恩格斯认为这是具有最世界历史意义的女性的失败。妇女的这种失败引起了家庭内部的巨大变革,男子掌握了家中的管理权,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在这时期所出现的父系家庭公社便是男性独裁制确立后的第一个结果。关于家庭公社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曾作了如下的概括,它“不是一夫多妻制,而是‘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及非自由人在一个家长底父系权力之下组成家庭’。在塞姆人中,这个一家之长是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而整个组织底目的是在划定的地域范围以内照管畜群。”家庭公社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例如在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     

文明之星从这里升起(连载)——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发现始末

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山西芮城县举办了一次旨在宣传其悠久历史的图片展,其中出土于清凉寺的精美玉器图片引起了当地社会各界的注意。1997年,"陕、晋、豫三省古代玉器精华展"在三省巡展,其中包括出土于清凉寺的琮、璧、钺、环等精美玉器,让相关人士为此感到十分震惊。2005年4月7日,经过全国考古学界20位专家严格的评审,清凉寺墓地的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第十五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曾侯乙编钟出土面世目击记

闻名于世的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瑰宝,是世界文明史上惊世骇俗的奇迹,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参与和目睹了这一考古发现的全过程。 1978年3月25日,我正在当阳赵家湖发掘楚墓,突然接到单位——湖北省博物馆打来的电报,说在随县发现了巨大的木椁墓,比天星观一号墓要大三倍,命我速回为发掘这座大墓作准备工作。我心中有些犯疑:天星观一     

一颗熠熠生辉的改革之星——追忆项南主政福建五年

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1981年,项南同志来福建主持省委工作。尽管当时粉碎“四人帮”已经数年,党的正确路线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然而在福建的各项工作中,“左”的遗害依然严重地压抑着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特别突出和严重的是,中央有关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决定,由于一些人不理解,说什么包产到户是“砍大寨红旗”、“大寨别人不学我们学”,对上顶住不办,把农民和基层干部积极推行的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封堵,以致在全省广大农村迟迟     

缪荃孙与江南图书馆

清末有识之士缪荃孙在江宁（今南京）建立藏书楼,编纂书目、订立规章,创建了著名的江南图书馆,成为近代图书馆中之出类拔萃者。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