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佚函中的绑架刘学询方案

近年来 ,我在梳理梁启超戊戌后的政治活动与复杂的人际关系时 ,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业英先生鼎力相助 ,找到一通涉及谋捕刘学询之计划的梁函抄件 ,凡 60 0字左右。鉴于此函还不曾收入《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年谱长编》、《梁启超选集》、《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等资料书 ,亦未为《梁启超著述系年》等论著所提及 ,特此全函抄录 ,并做适当诠释。梁函抄件如下 :在东觅及买□□料伙伴 ,妙极妙极。往京办货 ,固极要 ,然广货亦不可不留意。北猪不如南猪之易买 (会意否 ?即使无□生怒形于色之畜生也 ) ,南猪前曾运来东者 ,近 [尽 ]…     

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

12年前,当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局限于政治史或阶级斗争史的狭小领域时,刘大年提出以近代经济史作为突破口,随之而来的便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兴盛,并且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主要任务、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条件。近年来,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一部分学者似乎已不再满足于曾经辛勤耕耘过的园地,开始讨论寻找新的乐土和新的突破口。主张从社会思潮方面入手者有之;要求以文化史和社会史角度突破者有之;强调以研究清末统治阶级的的活动为重点者亦有之。     

百年国史有新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中国近代通史》近期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0卷,约550万字,各卷名称如下:第1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第2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第3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第4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第5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第6卷《民国的初建(1912—1923)》,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8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第9卷《抗日战争(1937—1945)》,第10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本书的出版,完成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夙愿。对于1840—1949年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来说,本书的撰写还是一个尝试。本刊特别约请我国近代史学界几位著名学者通过笔谈的形式发表看法,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

不少论著在考察孙中山的早年革命活动与庚子勤王运动时,都或多或少地论及孙中山谋求两派合作的种种努力。至于保皇党中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做过哪些具体工作,其真实态度如何,则多属语焉不详。其实,在双方互谋合作的曲折过程里,梁启超不仅也曾进行过不无诚意的努力,而且...     

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再认识

一任何革命运动都不是凭空发生的,既离不开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也摆脱不了革命者自身主观条件的规定性。辛亥革命无疑也不例外。无论就推翻清朝而言．还是从建立共和政治而论．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并不十分理想。一、就推翻清朝而言,客观条件比较成熟而主观条件并不成熟。客观条件相对成熟的主要表观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清朝统治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险象环生。自乾嘉以降．中国社会经济受自身所固有的周期性发展规律的制约,就已相对停滞．随着西方列强的频繁入侵,人民饱经战争创伤,原有的生产生活条件…     

"封建"、"半封建"的理解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实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在<中华读书报>、<法制日报>的"名家荐书"栏目为冯天瑜先生的新著<"封建"考论>写过短篇评论,但我可能不属于有的学者所说的"吹捧者"之列,我也不习惯于吹捧.     

政治改革与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之声浪迄今已达36个春秋,神州面貌天翻地覆,社会转型早已进入攻坚阶段。最近,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公布之后,赞美和兴奋者有之,观望与沉默者亦有之。民众是如此,学界也是如此;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是如此,法学界与法律实务界也是如此。     

“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

历史评价标准问题似乎是史学研究中的永恒话题。在我国史学界,大致有阶级标准,历史主义标准,道德标准与历史标准,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结合标准,还有“阶段论”和“方面论刀等等,近年又出现了生产力标准。不仅标准名称不一,即使同一标准,人们各自在具体把握和运用时又不尽一致。开展学术争鸣,互相切磋,不仅有利于寻求历史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且有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