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红色蜕变（中）——梁思成与中共高层间的交往

“大屋顶”之谜 这是一场荒唐的学术政治批判。1955年2月4日,一场针对建筑界以梁思成为首的“资产阶级形式丰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俗称“大屋顶”批判）,以中国建筑工程部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为标志拉开了序幕。     

关于长城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正> 长城学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时间不长,而且这些年来,研究有关长城的具体问题,如保护、维修等,又多于对长城学的理论研究,所以至今对长城学的科学性质、研究内容和方法论等认识问题还不很清楚。可以说这方面的探讨工作仅是刚刚起步,现就长城学的几个有关问题,略陈拙见,抛砖引玉,请教高明。希望能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把长城研究这一门学科完整地建立起来,为弘扬中华文化,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文物局北海团城办公期问见闻

如今回忆起60年前那段往事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早在194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为筹备接收北平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工作,经上级批准在河北良乡成立文物部,尹达任部长,高山（王冶秋）任副部长,于坚、罗歌等人任联络员。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进城后,     

从李庄到杭州

2010年8月,我再次来到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我所参与和经历的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都在西子湖畔酝酿、发展并随之产生轰轰烈烈的巨大价值。但这次略有不同——选一个清晨,只约老伴和齐欣,租来公共自行车,在大运河边穿行在展练的人群中,去感受规划中的“大运河遗产小道”的魅力。     

中国文化遗产的特色

人类社会,由于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的差异等等,产生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衣冠服饰以至肤色人种等不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因而形成了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国文化遗产特色的理论根据。中国文化遗产的特色,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悠久而又延续不断的历史和多民族,不同自然条件地区所形成的丰富多彩,数量众多的文化遗产特色     

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与建国初期的古建筑维修

从1935年国民政府的北平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实施处．经日本侵华时期到抗战胜利后的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古代建筑、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与古文献研究室,直到1991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成立,几代专家伴随这些机构的变迁和中国的古建筑保护事业走过了70年。罗哲文先生回忆了50年代参与的几件调查与维修大事。     

石塔寺释迦如末真身宝塔

舍利塔位于四川省邛崃县城西一百余里,高何乡高兴场东,镇西山台地上的石塔寺内。寺原名大悲寺,因有此石塔之故,遂称之为石塔寺。据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碑记上记载说,寺建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现存建筑经历代重修,已非原状,唯石塔依然屹立,仍为宋代原物。 关于塔的修建经过,现存寺中一通清咸丰三年重刊明正统年间(1436 1449年)僧荣昌培修记事碑记,记载甚详。碑上说:“幸值宋之乾道戊子,有僧安静方游而来,驻锡于山,……会众而言曰,此处可建宝塔”,至“乾道五年……圣批,朕闻佛塔、佛教助国化产,准奏。九月初一日,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补正

《文物》1961年4、5期合刊号上,我曾就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建筑与面象作了一个简略的介绍。因匆促写成,刊物出版之后,即发现有几处错误的地方,当即于6月20日去函编辑部,请将石祠的地址、位置与"胡王"二字的位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山东省历城县(曾属肥城、长清)孝里铺孝堂山有单簷悬山顶的东汉石祠两间,为我国现在保存于地面最早的—座房屋建筑,室内还保存了极为丰富精美的汉代画象。不久前经过石祠曾作草测、摄影和记录,今谨就所见并参考有关资料综合介绍如次。     

苏联建筑纪念物的保护工作

这篇文章是苏联"纪念物修复工作经验"一书的序论,原文中本来还举了很多各地保护和修复的建筑纪念物的名称与实例,我们考虑到那些名称与实例对于本刊的一般读者比较陌生,如果一一加以注释,数量太多,也无此必要,所以在发表时略去。本文的题目也是编者加上的。这篇文章,在目前说,有以下几点对我们是值得注意的:1.说明了对建筑纪念物的价值,必须从它的历史、艺术、科学各方面予以正确的评价,这首先就要求以全面的科学的调查与研究为基础,而不是凭少数人的主观推断与假想;2.说明了对建筑纪念物的修复与修缮,应绝对遵守"保存原状"的原则,这就必须认真地考证各种有关文献,档案资料,科学的分析与研究工程技术问题,然后才能正确地恢复建筑纪念物的原貌。根据个人利益和兴趣来对待建筑纪念物的修复与修缮工作,形式化的模仿或主观的臆造,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必然歪曲和毁坏它的历史、艺术特征和价值;3.说明了交流各地在保护建筑纪念物实践中所获得的各种经验,并展开讨论,对于互相学习,对于推动工作的改进与提高,都是有益的,而且也是迫切需要的。我国几年来在保护建筑纪念物方面得到了很大成就,并发现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艺术价值的新资料,最显著的如像山西省在调查古代建筑纪念物时发现了比过去所知最古的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还要早七十五年的南禅寺,在修复河北省赵县大石桥工程中发现了隋唐雕刻栏版等等,这些对于丰富我国建筑史与艺术史都是异常珍贵的资料,也进一步地揭示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创造才能。这充分说明了唯有在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下,这些伟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才有被发现的可能,才能受到人民的爱护,并引为自己的骄傲。因此,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建筑纪念物研究和修复实践中,必须对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必须克服非科学的工作态度和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我国各地在调查保护建筑纪念物工作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过去也并没有及时地反映到出版物中来。传播最新的成就,讨论和批判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以及吸收与建筑纪念物有关联的专家学者们——如科学家、艺术家——的经验与建议,使更有助于文物保护事业的开展与发扬,都有待于我们今后作更多的努力。这篇文章对于引起我们在这些方面注意,是有帮助的。